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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日軍入侵中國，中華民族危難深重，舉國人民奮起反抗，愛國保國、報國救國成為時代主題。文人們也蘊憂處變，奔走呼號，以筆為槍，足以廉頑立懦、剛毅近仁。南宋詞人辛棄疾（號稼軒）本人的傳奇經歷、愛國精神，稼軒詞的詩史性質、豪放風格，在戰亂時期很容易激起共鳴，而廣受文人推崇。一方面，戰火頻仍，文壇很需要稼軒一類兼具粗豪與細膩的詞來“補史之闕”，紀家國之難，鼓動士氣、增強斗志，宣揚斗爭精神；另一方面，慷慨悲歌的稼軒詞為“史外傳心之史”，可用以憂虞家國，愴撫瘡痍，悲憤其情。此時全國流行一股研究辛棄疾與稼軒詞的風氣，以及一股模仿“稼軒風”的填詞風尚。此時的福建詞壇，研究稼軒詞者雖不多，但填寫豪放詞者不在少數，“雖到中年豪氣在，夜眠醒、尚作聞雞舞”“溯詞流、辛劉豪放，寸心曾許”（陳守治《金縷曲·再呈武公，用前韻》），推崇辛棄疾的愛國熱情、憂民情懷、英雄氣概，他們的詞展現了國家之難、民生之艱，也凸顯了風雨飄搖之際的文人心緒，詞作情感深沉痛楚、悲涼滄桑，詞風慷慨豪邁、雄深雅健。
一、福建抗戰詞人
福建抗戰詞壇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鄭祖蔭（1872—1944），字蘭孫，乳名維善，福建閩縣人。中日甲午戰爭后，祖蔭便開始重視開通民智，與閩清黃乃裳在福州創辦《福報》，鼓吹革命。之后任漢族獨立會會長，為中國同盟會福建支會會長。1911年5月，參加福州起義，光復福州，并任參事員。1922年，被聘為福建省長公署秘書。抗戰期間，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滿。
黃展云（1875—1938），字魯貽，福建永福人。留學日本時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任孫中山秘書。1911年任中國同盟會福建支部文書。辛亥武昌起義時，參與策劃福建響應計劃，參加于山戰役。1919年，任中國國民黨福建支部長，創辦《福建新報》。曾任福建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政務委員、全國僑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鄭翹松（1876—1955），字奕向，號蒼亭，晚號臥云老人，福建永春人。翹松曾為同盟會會員，1911年11月負責光復永春縣，被推為永春縣光復代表，赴南京參加中華民國開國大典。后任《漢潮報》主筆。日軍全面侵華后，悲憤難已，口誅筆伐日軍罪行。他重視教育，多次赴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籌募教育經費。
陳遵統（1878—1969），字易圖，福建閩縣人，民國時曾任國會秘書。
何遂（1888—1968），字敘圃，福建閩侯人，是辛亥革命元老，民國早期知名軍事教育家和理論家。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參謀長、空軍司令、廣州黃埔軍校教育長、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司法部部長等職。
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學衡，字浚南，又字眾難，福建閩侯人，詩人、政治人物。庚白一生熱心政治，14歲入京師大學堂，15歲創京津同盟會，16歲創黃花碧血社。后任國民政府眾議院秘書長、立法院立法委員。初為陳衍的學生，后與同光體派分道揚鑣。
陳守治（1897—1990），筆名瘦愚，號樂觀詞客，晚號樂觀翁，福建南平人。曾考入北平大學，因家貧輟學回鄉教書，曾任南社閩集理事。守治一生并未直接參與抗戰，但他擁有強烈的愛國憂民之心，為抗戰者吶喊，為底層文人、窮苦百姓發聲。
陳國柱（1898—1969），福建莆田人，是中國共產黨福建早期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莆田黨組織的創建者。
陳國楨（1898—1949），福建莆田人，別號榦侯，曾用名實為、亞清。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地下斗爭，1949年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
黃蘭波（1901—1987），筆名緣浚、阿蘭，福建福州人。擅長繪畫、美術理論，為福建學院教師。蘭波一生大部分時間居于福州，雖未涉足政壇，但以詞體書寫民國以來福州的政治史、民史、心靈史，沉重悲壯，故亦歸為此類詞人之屬。
二、“大地干戈何日了”：憂國情懷
這一時期福建詞壇感時濺淚，恨別驚心，盡多肝膽之作，弘揚“稼軒風”，發揚愛國精神。那些高呼抗戰的詞作多為現實主義，以文學的視角記載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種種國難民困，以詞紀史。
福建詞人對省內時事甚為了解，尤其對省會福州的時政掌握頗多，他們以詞展現了近代福州的軍政民生，堪稱一部生動的地方史。黃蘭波詞多著眼于福州本地的時事，慷慨其情。1938年10月，侵華日軍逐步南下，福州的軍政長官紛紛逃離，黃蘭波作《如夢令·設置南平行館》一詞，批判福建軍政長官紛紛在南平設置行館，欲放棄省會福州，完全沒有破釜沉舟、堅決作戰的勇氣、決心。1941年4月，日軍攻陷福州，黃蘭波愴然成詠，以四首《憶江南》記錄當時的情景。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淪陷，難民無數，為狀殊慘，而國民黨當局竟熟視無睹，不予救助收容，黃蘭波極為憤慨，作《偷聲木蘭花》一詞述其慘狀，并嚴厲指責當局的無能、殘酷。1948年5月，福州發生水災，黃蘭波書其所見，憤憤不平于“富人得救，貧者江魚葬”的不公平現象。
福建詞人對時政的批評大多奮筆直書、直指要害，傷國事蜩螗。他們并不忌諱談論國事，也不怕當局者的迫害，首先將矛頭對準軍閥。辛亥革命后，各系軍閥林立、混戰不斷，人民深受其苦。福建因處于皖系、粵系等軍閥勢力的交叉范圍，戰爭不斷，受割據之害深矣。福建詞人對軍閥爭權奪利、不團結一致矛頭對外極為不滿。鄭祖蔭希望割據即刻結束，其《浪淘沙·象棋》言：“割據幾時終。欲問蒼穹。言和未必果由衷。滿望我軍成戰績，車馬攻同。”鄭翹松也十分痛恨軍閥之間為爭奪彈丸之地而大動干戈，從而生靈涂炭、消耗國力的行為，其《金縷曲》（警耗傳烽炬）寫道：“休嘆桃源彈丸地，一任么么割據。那四海、有誰凈土。亂世英雄留銅像，費生靈、無數頭顱鑄。”“蠻與觸，何須數”（鄭翹松《賀新郎·酒酣賦呈家駿甫》），觸蠻之爭致伏尸百萬、血流成河，何等可笑、可恨。
福建詞人的唇舌之炮也集中在國民政府。詞人們嚴厲苛斥國民黨當政期間的種種惡行，指責他們一面殘忍迫害共產黨員，一面一度采取不抵抗或消極抵抗日軍的政策，又一面奢靡享樂、作威作福，不顧百姓死活。陳國柱《雨霖鈴·吊香港九龍》記錄了香港淪陷前，孔祥熙派專機接走兒女及愛犬，有某教授請附機脫險被拒絕一事，無情地揭露了國民政府高層官員的自私自利、腐敗無能。1926年9月，軍閥特務槍殺共產黨優秀愛國青年，黃蘭波作《徵招·挽翁良毓》，第一時間控訴特務的殘暴行徑。他以為外敵當前應團結統一，一致對外，不應同室操戈、殺害同胞，“內憂外患相煎急，神州有如羹沸”。林庚白《水調歌頭·聞近事有感》一詞諷刺更加深刻、犀利，詞為：
河北不堪問，日騎又縱橫。強顏猶說和戰，處士盜虛聲。拚卻金甌破碎，長葆功名富貴，草草失承平。豈獨岳韓少，秦檜亦難能。
尊國聯，親北美，總求成。橫磨十萬城下，依舊小朝廷。古有臥薪嘗膽，今有金迷紙醉，上下尚交征。安得倚長劍，一蹴奠幽并。
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全面侵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但是國民黨仍奉行消極的抵抗政策，妥協退讓，詞人對此十分憤怒，寫下此詞。詞的上片第一句即陳述了日軍侵占河北，又不斷南下的殘酷事實，而國民黨當局只顧自己的功名富貴，竟然“強顏猶說和戰”，企圖以妥協退讓求得和平，企圖偏安一隅。下片直指國民黨投靠美國，成為偏安南方的小朝廷，不知勾踐“臥薪嘗膽”，卻只知“金迷紙醉”，貪圖奢靡享樂。詞人對這樣的政府失望至極，“安得倚長劍，一蹴奠幽并”，立志要堅持積極抗戰，收復中原。
國民黨高層當局者不抵抗、不作為，而下層的官員亦上行下效、尸位素餐，愧為百姓的父母官。黃蘭波《偷聲木蘭花》記載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淪陷于日軍鐵蹄之下，詞人當時客居閩清，親見過境難民絡繹不絕，扶老攜幼，凍餒露宿，有的斃死路旁，凄慘無比。而閩清縣當政者熟視無睹，不顧同胞死活，不予救助收容。詞人憤慨之情浮于字表，詞為：
長空嗷雁頹陽瞑。宿處今宵還未定。行色倉皇。襁負扶攜似趕羊。
窮黎無告家山破。鄰邑旁觀任凍餓。衣錦烹鮮。誰念流亡愧俸錢。
與國民政府統治者的迫害同胞、無能懦弱相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黨、游擊隊雖然人數不多，但能保衛祖國，堅持抵抗，堅決打擊侵略者。陳國楨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從事地下斗爭，曾擔任中共閩南地委云霄地區交通站負責人，協助閩南黨組織和閩粵贛邊區縱隊多次粉碎敵軍的“清剿”行動。1949年解放前夕，遭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特務殘忍活埋。他生前對國民黨殘害同胞的行徑頗為不齒，其《長相思·1929年贈武裝同志陳君》言：“當道匆匆盡虎狼。攝螳螂。捕螳螂。飄忽金丸出紫囊。莫教黃雀揚。”1929年正是國民黨“白色恐怖”正濃之時，此時詞人任中共福建省委軍委聯絡員，通過統戰關系運送戰爭物資，并多次利用主編《商報》的身份作掩護從事革命活動，深刻感受到國民黨爪牙的尖銳殘忍。此詞把當政者比作虎狼，把特務比作想捕螳螂的黃雀，把革命者比作孺子，要革命者懲治特務，防它害人。黃蘭波則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大加鞭撻，而對游擊隊稱贊有加。其《六州歌頭·一九四一年六月》一詞記載了詞人泊舟尤溪時的見聞，當時“榕城陷，無血刃，數師萬，豎降旗”，國事蜩螗久，國民黨當局只知“蠻觸斗，豆燃萁”，對國內的革命者大下屠刀，而對日軍不戰而敗，將虎門之險、馬江之隘棄之如遺，對福州淪陷負有不可否認的罪責，“獨裁政，山河破，最誰尸”。與之相反，各地的抗日游擊隊，“在華北、功績弘恢。更東南各地，游擊奮聲威。賴挽傾危”。黃蘭波又在1945年7月夜泊舟水口時，聽到船夫們談論去年游擊隊在隔江擊敗日軍的戰績，頓時高歌一曲《憶秦娥》，盛贊游擊隊員，詞為：
孤舟夕。荒江聞有沉沙戟。沉沙戟。去年此地，戰爭遺跡。
素餐辜負山河責。農民奮起齊殺敵。齊殺敵。蝦夷慘敗，失魂亡魄。
不僅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大事激起詞人們的愛國熱情，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也喚醒詞人們的憂慮。陳國柱誠摯憑吊港澳同胞“念港澳、良友同胞，困苦艱難痛磨蝎”（《雨霖鈴·吊香港九龍》）。而早在香港淪陷之前，林庚白就曾到過香港，對香港“用夷變夏”的情形表示擔憂，對“更偏安、江左堪憐”的國民政府的不作為表示失望，同時詞人又急切希望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早日回歸祖國，“喪邦異日，互市何年”（《揚州慢·香港灣仔樓望》）。此外，福建詞人放眼全球，對國際大事也較為關注。1943年的珍珠港事件，1943至1944年的蘇聯冬季大反攻等都在詞中有所反映。他們批判日軍的殘暴，“日寇忽披猖。毒焰飄揚。烘天炮火漫遐荒”，期望全世界的人民團結斗爭消滅敵人，“抗敵必須齊努力，捍衛邊疆”（陳國柱《浪淘沙·時事》），最終實現全世界和平、人民安居樂業。
三、“關河滿目凄涼”：末世情殤
此時的福建詞人更真切、深刻地嗅到國難當頭的民族危機和政府衰頹，破敗氣息空前嚴峻，末世情結尤其濃烈。他們普遍感嘆繁華如夢，鄭翹松言：“繁華如夢，悵臨春結綺、芳菲都歇。”（《念奴嬌·金陵懷古，和葉云卿》）盛世之春一去不復返，處處皆是衰頹落寞。鄭祖蔭亦言：“悵風流云散，繁華消歇。江山頻年悲舊雨，海濱幾度看秋月。”（《滿江紅·用康與之體并步元韻》）這種亂煙衰草的頹敗如同日暮黃昏、夕陽西下之景，因而詞人詞中黃昏、落日等意象比比皆是。林庚白《喜遷鶯·春盡日感懷》言：“廢興滿眼，江山縈孤抱。又及斜陽，心頭幽恨，肯向渠儂輕道。”《滿江紅·秣陵感懷》又言：“看幾許、亂煙殘照，旌旗如織。”鄭翹松遠眺故鄉，所見也是暮氣沉沉（《玉抱肚·晚眺》）。何遂途經南京，昔日的都城也是“白下斜陽，驚滿目、江山無恙”（《滿江紅·與虞琴同離南京》）。黃蘭波晚眺南平延福門碼頭，所見也是“斜陽如血帶余腥。破碎江山草木兵”（《闌干萬里心·一九四一年六月》）。
在這樣的末世之中，福建詞人輾轉流亡，備嘗人間的辛苦，就如黃展云在《浪淘沙·哭亡父》一詞中所感受到的：“世事總荒唐。漫自商量。云煙變幻太無常。真個人生皆是夢，夢也須長。”在“山河寸寸傷心地”之中，“長恐優游是夢中”（林庚白《夢春日與亞子游，醒而有感》），更能體味到世事如夢的人生虛幻感。
末世也是亂世，“炮火侵宵閘北焚”（林庚白《滬居書中日戰事所感》）、“道左誰哀亡國隸”（林庚白《國歷一月十一夜起，自靜安別墅步至赫德路，書所感》）。混亂不安的時代，身如浮萍，命如草芥，任何的風吹草動都可能引起個人命運的急轉直下，正如林庚白所深深感觸到的“身如枯葉不勝風”（《浣溪沙·譯法國詩人衛廉士秋辭》）。作為一名普通教師，黃蘭波時常有“萍寄”之嘆。在福州陷落之后，他到處奔波流浪，對流亡的艱險深有體會。其《鶯啼序·北征與南歸》一詞具體展現了詞人的流亡過程，以及流亡中詞人的情感狀態。詞為：
神州陸沉莽蕩，染江山血淚。遍烽火、華北東南，嘆息吾土余幾。等兒戲、將幡次第，關河險塞崇朝棄。在平時，魚肉人民，狠同鷹鷙。
去歲榕城，不戰陷落，望家山雪涕。在梅邑。風鶴頻驚，隔江笳鼓盈耳。挈妻孥、倉皇北徙，冒炎暑、流離顛沛。浦城郊，賃得鷯棲，權為萍寄。
經年倦旅，鎮日牢愁，峭欄怯徙倚。問眼底、故園多處，夢繞親舍，目斷南鴻，寸心如痗。生徒講誦，朋儕酬唱，登山臨水漁樵話，解煩憂、聊藉詩書慰。東涂西抹，揮毫睥睨當筵，醉墨輒換薪米。
危巢警燕，頳尾憐魚，倏浙中變起。又率眷、千巒徒步，繭足南歸，輒阻風飚，復窮帆轡。嶔崎險徑，荊扉蓬藋，晨起晡宿凡匝月，幸全家、無恙兼悲喜。依然財虎磨牙，涂炭公私，黎元殄瘁。
1941年春，詞人客居閩清，任教于福建學院附中。當年4月，日軍攻陷福州，閩清危急。詞人攜親眷隨校離開閩清，遷往閩北浦城。次年6月，日軍侵犯浙江金華、江山、廣豐等地，浦城與其接境，可聽到炮聲轟轟。學校決定又遷回閩清，但是交通工具全被國民黨軍隊截留，只能徒步南奔。詞人一家七口，最小的只有5歲，離開浦城，風餐露宿，溽暑長征，徒步一個月，終于抵達家中。此詞第一闋交代了這兩次流亡的背景，對日軍極為痛恨，對當局統治者極為不滿。第二闋到第四闋描寫了這兩次流亡的詳細過程，表現流亡的艱險，戰爭中百姓的辛酸，“堪哀浩劫，血淚灑川原”，堪稱一部個人的亂世流亡史。
四、“天下英雄君與操”：英雄情結
作為革命者、愛國者，此時的福建詞人并未沉湎于自傷自怨之中而不可自拔，他們并非那些“食肉輩，益驕奢，袖手看亡國”（黃蘭波《驀山溪·從閩清往浦城途中》），也不是那些“雜歌笙。到天明”，焉知亡國恨的“文娼妓，武流氓”（黃蘭波《江城子·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他們在民族危亡之際，在“嗟華夏，極目兵戈滿地”（陳守治《摸魚兒·陳柱尊教授工章草》）之余，更欲大顯身手、有所作為，救國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
福建愛國詞人英勇無畏、一往無前，具有英雄氣概，以詞壯懷，如稼軒詞一般“大聲鞺鞳”，以達到警醒世人、廉頑立懦的效用。黃展云以為中華兒女是英雄的兒女，“澆盡英雄氣概，換來兒女心腸”（《西江月·游興安飛來石》）。鄭祖蔭哭悼友人王政常，以為其“念平生、黨國事奔馳，多勛績”（《滿江紅·挽王政常》），為國為民甘為孺子牛，死而后已。英雄以救國圖存為己任，寫詞也是為了壯大氣勢，鼓動人心，團結國民一致對外，奮勇抗爭。陳遵統的《滿江紅·救國歌》也是聲大如鐘，詞為：
棢鼓鼕鼕，五千載、催開大國。念囊昔、軒轅神武，蕩平南北。整頓家居非易事，艱難來日頻相逼。展陳編、雒誦漢唐明，添顏色。
民權立，資群策。邊氛亟，須群力。有先民遺烈，國人矜式。砥柱中流須共矢，神州陸沉只誰責。看吾曹、赤手挽狂瀾，摧堅敵。
此詞為救國而作，上片追溯中華五千年的歷史，為祖國的尚武精神而自豪，“棢鼓鼕鼕”指黃帝時的十章棢鼓曲，均雄壯絕倫。下片言全國上下應團結一氣，“吾曹”更應力挽狂瀾、奮勇殺敵。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福建愛國詞人社會責任感、民族責任感極強，不斷呼喚英雄，也立志成為英雄，收復失地，趕走侵略者，并讓祖國站起來、富強起來。他們自詡為英雄，有補天之志。鄭翹松常在詞中展露其統一祖國之志，如“看天然圖畫好江山，須留得英雄”（《八聲甘州·辛亥春，登紹興望海樓，感賦》），“誰挽銀河水，洗出薊門秋。……安得補天手，重整舊金甌”（《水調歌頭·庚戌都門感賦》），“問宇內，誰健者”（《賀新郎·正陽門外遇大雨還寓，即事》），詞中刻畫了一群為補天缺嘔盡熱血也在所不惜的英雄人物。林庚白也在尋覓、實現英雄之夢（《滿江紅·秣陵感懷》），期待“安得倚長劍，一蹴奠幽并”（《水調歌頭·聞近事有感》）。何遂也有“與子文章通性命，有約金甌同補”（《念奴嬌·柬醇士》）的遠大志向，并堅決抗戰。1937年11月，何遂與生死之交吳石（1894—1950，字萃文，又字虞薰，號湛然，福州人，國民黨陸軍中將，中國共產黨烈士）同離南京，共赴武漢舉抗日大業，氣勢決絕地寫下《滿江紅·與虞薰同離南京》，詞為：
白下斜陽，驚滿目江山無恙。誰過問：梁空燕去，烏衣門巷。戎馬秋郊清角怨，龍蛇大陸哀歌抗。憑唾壺擊缺肯勾留，騎驉往。
鐵甕城，何蒼莽。秦淮水，休惆悵。正縱橫胡騎、誰堪乘障。半著已教全局誤，大言不自今朝誑。撫無弦謹上且羈遲，吾猶壯。
“縱橫胡騎、誰堪乘障”，詞人和友人自告奮勇，“吾猶壯”能抵御外敵，守護家園，做保家護國的英雄。
民國時期的中華民族繁華消逝，夕陽西下。一些詞人欲使國家重新自立自強，在詞中常使用“系落日”的意象，欲以一己之力挽救國破民困的祖國。鄭翹松多次寫道“愿引長繩系日腳，莫放陽鳥飛去”（《賀新郎·酒酣賦呈家駿甫》），“但挼繩挽得、西去日，不愁驚倒，世間兒女”（《玉抱肚·晚眺》），“天寒日落，只繩床、甕牗暫留君住”（《留客住·古驛》）。挼繩系挽落日，奇特的想象是英雄兒女救亡之心的外化。然而，繩子何在？何人去系？這些又正是無數志士仁人所苦苦思索、不斷追尋的。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市縣志指導處一級主任科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