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權所有：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和地方志編纂辦公室 各設區市、平潭綜合實驗區黨史方志部門
- 技術支持：東南網 閩ICP備案號(閩ICP備20005811號、閩ICP備20005811號-2)
福建省黨史方志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以宏闊的全球視野和深邃的歷史洞見定位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擔當，提出了“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的文化使命。實現這一文化使命，離不開文化自信。
自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文化自信的時代課題，迄今已有十余個年頭。文化自信有多重要？我們從習近平總書記相關重要論述中便可感知：“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文化自信是基礎”；“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將文化自信提升到建黨以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使其成為我們黨在新時代的重大戰略定位。
那么，文化自信的底氣從何而來？習近平總書記的一段話深刻回答了這個問題：“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由此可見，文化主體性及其賴以建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和根本依托。
一、關于文化主體性
文化主體性是指特定國家和民族在文化發展進程中的自覺意識、自主立場和獨立創造，是自覺性、自主性和創造性的有機統一。文化主體性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體現為歷史自覺、民族自覺和文化自覺。
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安身立命的基礎。清代龔自珍《尊史》有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其《古史鉤沉論》又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足見史之無價、尊史之緊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而且中華文明從遠古一直延續發展到今天。”“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民族擁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如今一些中外學者所謂的“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實際上割裂了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統一性，既不全面也不客觀，是大漢族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不論是西晉時期的“五胡亂華”，還是近代之前其他歷史時期的“外族入侵”（包括蒙元滅宋、滿清滅明），游牧民族雖然在軍事上征服了華夏民族，卻在文化上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反被華夏文明同化，胡漢逐步交融，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過程恰如亂石擊水，雖掀起萬丈狂瀾，攪得“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但很快石沉大海，反為水納，最終融入中華文明的大洋中而成其一部分。
近代的日本侵華，情形和性質則與前不同。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后，迅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家。奈何小小島國地貧物乏，猶飛禽困于籠、走獸囚于柙，極大束縛了日本帝國的進一步發展，舉國上下亟欲對外擴張，開疆拓土，掠奪資源，殖民海外。對一衣帶水、地大物博的泱泱中華虎視眈眈、垂涎已久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早已磨刀霍霍、兇相畢露，整日“做元朝滅宋、清朝滅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國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夢”（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然而，為了掩飾其對外侵略擴張的罪惡本質，日本很早就開始在文化上大張旗鼓地為侵華戰爭尋找理由和借口。
早在隋唐時期就以中華為師、主動尋求漢化的日本，到了近代卻以中華文明的正統自居。江戶時代，日本幕府的儒官提出“華夷變態論”，認為滿人入主中原實現明清鼎革后，中國已淪為夷狄，華夷關系易位，中華文明的正統已轉移至日本，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舊秩序已轉變為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新秩序。這就為二戰時期日本妄圖構建所謂的“大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埋下了伏筆。20世紀初，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日本東洋史學者提出“中國文明停滯論”；30年代，以秋澤修二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學者又拋出“中國社會停滯論”，妄稱要推動中國歷史發展，就必須依靠外力打破循環。各種“中國停滯論”粉墨登場、甚囂塵上，正好同日本右翼思想家德富蘇峰大肆宣揚的“大日本膨脹論”一唱一和、沆瀣一氣，瘋狂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其為日本侵華戰爭尋求合法性根據、粉飾和掩蓋侵略罪惡本質的丑惡用心昭然若揭。
從中日甲午海戰始，日本在東亞的一系列侵略擴張、窮兵黷武的野蠻行徑，無不昭示其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慘絕人寰、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無不顯露其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的亡我之心。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不僅在經濟上大肆掠奪和破壞，更妄圖在文化上進行同化和奴役。日本侵華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陷中華于亡國滅種之危——亡的是中華民族的國，滅的是中華文明的種。
由此可見，蒙元滅宋、滿清滅明與日本侵華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通過軍事征服實現政權更替并融入中華文明體系，后者則是帝國主義對主權國家的殖民侵略；蒙元和滿清雖推行民族政策但尊崇儒學、尊重并接納漢族文化，日本卻對中國實施嚴酷的文化摧殘和瘋狂的資源掠奪。如果缺乏高度的歷史自覺、民族自覺和文化自覺，就容易混淆內部王朝迭代和外部殖民侵略的本質差異，進而嚴重扭曲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幻想著日本帝國主義侵吞中國后也終將被中華文明同化，從而陷入投降主義的泥淖。
日本侵略者在侵華戰爭中歪曲歷史事實，企圖利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矛盾，分化中國內部的民族關系，以此削弱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和抗戰凝聚力。在扶植偽滿洲國時，日本聲稱是為了“幫助滿洲人擺脫漢人控制而獨立”；而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日本則推行“以華制華”政策，鼓吹“反清復漢”的論調，宣傳日軍是來“幫助漢人推翻滿清余孽”“解放中國”，惡意曲解和利用中國辛亥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其恬不知恥的虛偽面目暴露無遺。1938年日本陸軍省《戰時宣傳方策》提出：“應利用支那（指中國）內部之民族問題，如漢滿矛盾，使其自相分裂。”1939年日本官方研究機構東亞研究所《支那民族問題研究》提出：“支那歷史上‘驅除韃虜’之口號，可用于我方向漢人宣傳，使其視皇軍為解放者。”日軍占領廣州后，在街頭張貼標語：“恢復中華，驅逐赤俄（指蘇聯）與英美勢力！”日本扶植的汪偽政權積極配合日軍宣傳，汪偽《中華日報》宣稱日軍是來“幫助漢人擺脫英美殖民和滿清余孽”。漢奸組織“東亞聯盟”也大肆宣揚“中日同文同種，共同驅逐西方勢力”。這些都是對中國人民民族感情的嚴重傷害和對歷史事實的無恥褻瀆。
對此，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積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強調全民族抗戰，揭露日軍宣傳伎倆，1938年在《新華日報》刊文指出：“日寇妄圖以‘驅除韃虜’之舊詞欺騙民眾，實則欲滅亡我整個中華民族。”中國國民黨蔣介石1939年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也指出：“敵人處心積慮，欲以挑撥我漢滿蒙回藏之感情，分化我整個中華民族之團結，遂其‘以華制華’之毒計。”其他民主黨派亦提案指出：“敵人利我之分裂，而不利我之統一，利我之摩擦，而不利我之團結，乃利用‘以華制華’之陰謀，肆其挑撥離間之毒計，冀我內部發生問題，以便利其侵略野心之實現。”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在《日中戰爭全史》中指出：“日軍在華北、華中宣傳中，曾嘗試利用‘漢民族主義’口號，但未能動搖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中國學者王奇生在《抗戰時期日偽宣傳研究》中也指出：“日偽在淪陷區篡改‘驅除韃虜’口號，試圖制造‘日軍助漢反滿’假象，但效果有限。”
如果缺乏高度的歷史自覺、民族自覺和文化自覺，就無法認清日本侵華戰爭的罪惡本質，就無法挫敗日本侵略者分化中華民族和分裂中國的陰謀詭計，就無法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堅持全民族抗戰并最終取得勝利。從文化上看，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將使中國最終喪失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泱泱中華，歷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這是我們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結著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基因和密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其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極大地增添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內心深處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文學藝術，無不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優美典雅；“十三經”“二十四史”《唐六典》《資治通鑒》《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儒藏》等經史典籍，無不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廣博精深；《黃帝內經》《九章算術》《傷寒雜病論》《齊民要術》《夢溪筆談》《授時歷》《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天工開物》等科技巨著，無不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燦若繁星……作為中國人，我們都應當從內心深處自覺地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感到無比自信和無限自豪。
漢字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載體，發端何其長遠，底蘊何其深厚。從原始符號到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再到現代漢字，或龍飛鳳舞，或筆走龍蛇，或鐵畫銀鉤，或仙露明珠，一筆一畫都講究形、神、韻之美。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都曾長期使用過中國的漢字，尤以日本為突出典范，日本至今仍在使用漢字，而且日本語的平假名源于漢字的草書，片假名取自漢字的偏旁，日本語的許多發音還同中國古代的吳語發音相近，可見中國的漢字對日本影響之深遠。雖然這些國家有的已全面廢除漢字，有的仍保留但限制使用漢字，有的還在試圖“去漢字化”，但都改變不了漢字曾是其官方文件、歷史文獻和科技領域的規范用字這一歷史，也無法否認懂漢字、會漢語是有文化、有學識的身份體現這一事實。廢除了漢字，就切斷了歷史文獻等古籍傳承的歷史連續性，就失去了同以中國為核心的漢字圈國家的文化共通性，這是“去漢字化”國家不得不經歷的抽筋剝骨般的精神陣痛。
文字如此，語言更甚。從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至1945年臺灣光復回歸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竊占臺灣長達50年之久，其間嚴酷摧殘臺灣文化，嚴禁使用漢語（國語）及臺灣閩南話（方言），全面推行日語奴化教育等殖民政策。然而，在日本侵略者鐵蹄和屠刀下艱難生存、被日本統治者歧視為帝國“下等皇民”的臺灣人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的原本身份。借用聞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來形容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人民的心境，那是再恰當不過的：“如今獰惡的海獅撲在我身上，啖著我的骨肉，咽著我的脂膏”；“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我胸中還氤氳著鄭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點染了我的家傳”。
臺灣抗日將領李友邦將軍的夫人嚴秀峰在《臺北蘆州李氏古厝沿革簡介》中記載：“至臺灣光復當日，李氏族人率先創辦國語補習班，免費教授國語，鄉人聞風而至者眾多……足見臺灣同胞熱愛祖國之愛國精神。”1948年編纂的《中國教育年鑒》有這么一段精辟的論述：“過去五十年間，日人在臺施行其日本‘國語’教育，可謂得到驚人之成功，也可謂完全失敗。日文日語幾乎完全代替中國之漢文漢語，此即日人之成功；但光復以后臺灣同胞立刻對日文日語表示厭棄，而急切要學習祖國語文，此即日人之失敗。日人之成功，由于其方法周審而毒辣；而其失敗則因為無法攻破臺灣同胞之‘心防’。日本人僅能同化臺灣同胞之口，而不能同化臺灣同胞之心。光復以后，臺灣一般同胞在語言上所感受之痛苦，正像一個受騙之兒童，被治成啞巴，忽然返家，見親人，喜之欲狂，而干哭，有言而不能語。”臺灣人民痛失母語之苦及復得母語之喜，躍然紙上。
可悲的是，在中國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幾乎遍布全球，“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的當下，一心謀求“臺灣獨立”的臺灣當局卻逆時代潮流而動，一意孤行搞“去中國化”，妄圖從歷史文化上割裂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聯系。刪改課綱，利用課綱“手術刀”對中國歷史進行文化閹割，大幅刪減中國古代史在歷史教材中的比重，這些已是臺灣教育“去中國化”的慣用伎倆。近日，臺灣當局又拋出以“文化臺獨”為核心的“團結十講”，不僅重彈“臺灣臺語”舊調，將臺灣閩南話稱為“臺語”，自欺欺人地將所謂的“臺語”同閩南語割裂開來，企圖通過制造語言隔閡來構建和強化“臺獨認同”，還別有用心地曲解“南島語系起源說”，對臺灣少數民族起源問題指手畫腳，妄稱臺灣少數民族起源于臺灣本土，與中國大陸無歷史關聯，并嘲笑臺灣“原住民”回中國大陸尋根祭祖，同時還將占臺灣人口總數達96.2%的漢族改稱“其余人口”。這一系列數典忘祖、無知無恥的言行，其“醉翁之意”在于突出“臺灣獨立性”，打造臺灣是“獨立文化實體”的假象，妄圖在歷史文化和少數民族問題上為其精心包裝的“去中國化”再抹上一層自我麻痹的酒精，讓人大跌眼鏡的同時，也遭到臺灣少數民族民意代表的炮轟和質問：“你的語言哪來的？你的血緣哪來的？”諷刺其應“自己先回福建認祖歸宗”。
臺灣當局執迷不悟搞拒統謀獨，卻也緊緊抱著“中華民國”的牌位不愿丟棄、不敢丟棄；“臺獨”分子不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卻對中國大陸的“關公”“神農大帝”等神明（尤其是福建的“媽祖”“保生大帝”等）虔誠信奉；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可以主觀地拔掉賴以生存的文化之“根”、抽掉自身通體的文化之“魂”（如此與“自宮”之人、行尸走肉何異），卻改變不了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觀事實，也改變不了自己身上流的是中國人的血、嘴里講的是中國人的話（一些張嘴就是“高級”外語、自絕于漢語之外的人除外）。
與臺灣當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把歷經滄桑留下的中華文明瑰寶呵護好、弘揚好、發展好，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和神圣使命。”
三、關于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革命文化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推翻舊制度、建立新中國為目標，體現革命斗爭精神、理想信念和價值觀的文化形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則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形成的，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體現時代性、人民性和開放性的文化形態。革命文化回應的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時代課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回應的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課題。革命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歷史前提和精神根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邏輯延伸和形態拓展，二者既有歷史傳承性，又有時代創新性，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內容。
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和中國精神是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神內核。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
偉大建黨精神扎根于中國具體實際，厚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頑強拼搏、不懈奮斗，涌現了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頑強奮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獻的先進模范，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形成了彰顯黨的性質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譜系。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集中彰顯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彰顯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斗精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史上，無數仁人志士為了堅如磐石的信仰，為了革命事業的勝利，為了祖國和人民的美好未來，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前仆后繼、矢志不渝，用青春和生命忠實踐行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為我們樹起了一座座不朽的革命精神豐碑，留下了一座座寶貴的紅色文化富礦。這樣的革命英烈不勝枚舉，僅以1935年夏先后犧牲、時年均為36歲的兩位革命先驅為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瞿秋白留守中央蘇區堅持斗爭，次年2月不幸被俘。在獄中，他遭受了敵人的輪番拷問和利誘，卻從未出賣黨和革命同志，從未出賣自己的靈魂。他利用生命中所剩無幾的時間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不適合做“黨的領袖”，也“決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里，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在同這個“美麗的世界”永別前，他留戀的是“我最親愛的人”和“這美麗的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他在《多余的話》里寫道：“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長汀的豆腐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后寫道：“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6月，走向刑場的路上，他獨坐亭中自斟自飲，泰然自若：“人之公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沿途高唱《國際歌》，行至刑場，席地而坐，淡淡地說：“此地甚好，開槍吧！”微笑飲彈，從容就義，耳旁似乎響起自己的絕唱《卜算子·詠梅》：“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1934年11月，方志敏率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征戰，次年1月不幸被俘。在那個并不可愛的年代，面對敵人高官厚祿的利誘和砍頭殺身的威逼，一向過著“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的他始終不為所動，用敵人勸降的紙筆寫下了《可愛的中國》，“母親”一詞在其中的九段話里著墨多達62處，可知他對中國“母親”懷有多么深沉的愛。他覺得“美麗的母親，可愛的母親”“是蠻可愛蠻可愛的”，“只因你受著人家的壓榨和剝削，弄成貧窮已極”，以致變成“現出怪難看的一種憔悴襤褸和污穢不潔的形容來”的“叫花的婆子”。面對“江山破碎、國弊民窮”的中國，他雖內心苦楚，但神情剛毅，堅決相信“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光明前途”：“朋友，我相信，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病，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恨，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憂傷，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暗淡的荒地！”8月，大義凜然，慷慨赴死，只留下“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遺言在天地間回蕩：“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愿的啊！”
進入新時代，“可愛的中國”已發展成走向世界、擁抱全球的“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在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共同組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昂揚的精神姿態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引領時代發展潮流，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努力推動世界發展，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的同時，始終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不斷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結語
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實現文化自強，事關國家前途命運、民族發展進程和人民利益福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新時代新征程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復興偉業,就必須不斷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作者為中共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宣傳教育處一級主任科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