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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與邪惡的生死較量，其規模之宏大、影響之深遠，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空前。戰時及戰后，一批兼具史料價值與文學性的傳記作品應運而生。這些作品既包含了親歷者從不同視角對那段崢嶸歲月的生動記錄，也深入揭示和反思了戰爭的殘酷及歷史教訓，同時還對關鍵人物和英雄事跡進行了生動刻畫與深情謳歌，發出了對和平發展的真誠呼喚。它們不僅還原了戰爭的細節，更反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重大貢獻。

具體而言，與中國抗戰相關的傳記作品，很多由抗戰親歷者、見證者撰寫。這些作品或聚焦于正面戰場、敵后戰場的將領、烈士，或記錄普通民眾的抗戰歷程，兼具真實性與感染力。例如，馮玉祥于1944年出版的《我的抗戰生活》，以日記體的形式，詳細記錄了他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44年的抗戰經歷，包括奔走呼吁“全面抗戰”、訓練軍隊、組織民眾抗日團體、參與正面戰場作戰以及與各界人士合作救亡的細節，同時也揭露了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消極抗日現象，展現了國民黨內部愛國力量的抗戰決心，是從正面戰場將領視角出發的重要傳記，反映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團結抗日的風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于1937年出版的英文版紀實文學《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通過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的專訪，刻畫了他們的個人經歷與抗戰理念，同時記錄了陜北抗日根據地的生活，展現了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的真實面貌，是世界范圍內了解中國抗戰尤其是敵后戰場的重要啟蒙讀物。它將中國抗戰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視野，深刻影響了無數海外人士對中國的認知。

與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相關的傳記作品，則多由反法西斯陣營的領袖、將領或記者撰寫，涵蓋了歐洲、太平洋等戰場，部分作品還涉及與中國抗戰的聯動，體現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性。比如，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以個人視角與官方敘事相結合的方式，記錄了國際局勢的演變，詳細描述了納粹德國的崛起、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底登陸、太平洋戰場協同作戰等關鍵事件，是二戰領袖傳記中極具權威性的作品之一。書中提及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認為中國戰場牽制了日軍主力，為太平洋戰場爭取了時間，其對中國戰場的評價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的《羅斯福》，聚焦于羅斯福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推動美國從“中立”轉向“參戰”、協調英美蘇“三巨頭”同盟、支援中國與蘇聯以及對戰后世界秩序的規劃等內容，真實還原了美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戰略轉變，揭示了通過《租借法案》中國抗戰獲得國際支援的情況，是研究太平洋戰場與中國戰場聯動的重要資料。一些蘇聯記者和作家筆下的斯大林傳記，不僅有蘇聯衛國戰爭的過程，還提及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如1937年-1941年派遣志愿航空隊支援中國空軍，補充了東方戰場與歐洲戰場的聯動細節。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撰寫的《麥克阿瑟回憶錄》則重點描述了太平洋戰場的關鍵戰役以及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的過程，提及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的關聯，肯定了中國抗戰的全球意義，被史學界視為研究二戰后期“亞洲戰場收尾”的重要參考。

這些傳記或紀傳體作品，不僅記錄了具體人物的抉擇與犧牲，更揭示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本質。它們并非冰冷的史冊編年，而是有溫度、有情感的個體與群體的生命記錄，以獨特的方式詮釋和傳遞著那段歷史中蘊含的磅礴力量。

首先，這種力量體現為以筆為劍，刻錄真相，讓歷史永不斷絕，無懼時光磨洗。一切法西斯主義的罪惡，皆始于謊言與遮蔽，而銘記與揭示真相則是抗爭的第一步。《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成功突破重重封鎖，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民堅韌不拔、英勇抗戰的真實景象呈現給全世界，瓦解了種種歪曲、丑化共產黨的謠言，打破了輿論壁壘，讓正義的力量被世界看見。同樣，無數戰地記者和作家的報告，忠實記錄了日寇的暴行與中國軍民的不屈。這些基于事實的記錄，是讓歷史無法被篡改、正義得以伸張的強大力量，為后世留下了權威的證言。

其次，這種力量體現為以情為墨，刻畫人性，終令高潔靈魂戰勝魑魅魍魎，如光照亮人心。傳記作品聚焦于具體的人物，讓世界看到的不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英雄和凡人。如陳嘉庚1943年-1945年避居印尼期間撰寫的《南僑回憶錄》，記錄了南洋華僑籌款支持祖國抗戰的愛國壯舉、他率團回國考察延安的見聞及預言；捷克作家尤利烏斯·伏契克于1943年在納粹德國蓋世太保監獄創作的紀實文學作品《絞刑架下的報告》，記述了伏契克在納粹監獄瀕死之際對生活的熱愛與對法西斯的輕蔑。通過這些作品，普通士兵、支前民工、敵后工作者等無數無名英雄的經歷，共同匯聚成民族精神的璀璨星河，這種力量直抵人心，昭示著人性的光輝在黑暗中無法被泯滅。

再者，這種力量體現為以聲為炬，凝聚共識，讓向上向善的旋律提振時代士氣。在民族存亡之際，這些作品如號角和戰鼓。毛澤東的戰時演講和文論，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的另一種傳記式記錄，以其鋼鐵般的意志和雄辯的語言，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凝聚了全民族抗戰的決心。他的《紀念白求恩》以及對抗日名將戴安瀾、印度援華醫生柯棣華等人的挽聯或挽詞，均可視為傳記作品的一種形式。此外，諸如程子華、呂正操等人聯合撰寫、1941年油印出版的《冀中一日》，以及盛成撰寫的《盛成臺兒莊紀事》等大量戰地報告，在各根據地和大后方傳播，將前線的捷報、英雄的事跡轉化為后方民眾同仇敵愾、支援前線的巨大動能，成為精神上的決勝力量。

這種力量還體現在以史為鑒，穿越時空，讓過往的回響警示未來方向，避免重蹈覆轍。優秀的傳記與紀傳體作品不僅關注過去，更是對和平的深切呼喚和守護，對戰爭的永恒批判和約束。除了戰時及戰后初期的作品，后續的傳記作品也深度挖掘了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聯系，其作用不容忽視。如美國記者史沫特萊1937年撰寫、1956年英文出版的《偉大的道路》（朱德傳），彭德懷成稿于晚年、核心內容涵蓋抗戰的《彭德懷自述》等，客觀呈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也是關于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的重要文獻。美國海軍歷史學家E.B.波特的《尼米茲》，通過對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的立傳，從軍事戰略角度印證了中國戰場牽制日軍、從而對太平洋戰場的有力支持。這些傳記作品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記錄，更串聯起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敘事”——中國戰場作為東方主戰場，與歐洲、太平洋戰場相互支撐、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戰爭的硝煙散去多年之后，一代代普通人以各自的關切，為這段歷史中的人和事立傳，也依然傳遞著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以生命為代價追尋真相，成為和平教育的深刻教材，提醒我們歷史的教訓不容遺忘，維護二戰勝利成果與世界和平是每代人永恒的責任。

我本人也有幸成為這份“力量”的傳承者。年輕時，我撰寫了鄧子恢、劉亞樓、葉飛、傅連暲等抗日將領的數十本傳記以及閩臺抗戰英雄群像。其中，劉亞樓參加了蘇聯的衛國戰爭，可以說是中國人民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代表人物。在創作過程中，我不僅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更深切感受到了偉大抗戰精神的滋養。最近我還創作了關于原衛生部部長江一真抗戰時期與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傅萊、林邁可等國際友人并肩戰斗的紀傳體作品。在抗戰歲月，江一真和一批外國醫生與學者并肩戰斗的故事，成為他筆下的傳記和他人的傳記。在白求恩、馬海德等人逝世后，他先后寫過有關紀念文章。1989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紀念白求恩逝世五十周年活動上，江一真在發言中深情追憶了白求恩從純粹的醫生成長為反帝反法西斯的英雄的歷程，指出其諸多優良作風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熔爐中鑄就，他說：“五十年來，‘學習白求恩’的號角響徹中華，‘做白求恩式的人’深入人心。萬千白求恩式的優秀醫者如雨后春筍……白求恩雖逝半世紀，其思想作風永不過時，在未來的歲月里，仍值得我們世代學習，奮力追趕！”江一真還積極為抗戰中有過特殊貢獻的林邁可“恢復榮譽”而奔走，使他成為中國政府邀請訪華的國際友人。

林邁可于1937年與白求恩同船抵達中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返回英國。在華期間，他積極支持中國抗戰，多次深入華北抗日游擊區，近距離觀察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并在重慶擔任英國使館新聞參贊。他寫的《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見聞錄——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一書，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給予了高度評價，書中描述了八路軍在平型關戰斗、擊斃阿部規秀以及百團大戰等重要戰斗中的表現，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境中贏得民心、重創日軍的奧秘，是《西行漫記》之外最受關注的“海外親歷者”回憶錄之一。

總之，傳記作品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僅相伴始終，還向未來延伸不息，成為引領世人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的歷史光芒。其所承載的歷史、人物和情感都有厚重的質感，其所蘊含的力量歷久彌新，能夠持續產生國際共鳴，促進世界共識，在當下世界動蕩、某些國家的軍國主義勢力蠢蠢欲動之時，這份力量更不應輕視。它們是中華民族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人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應致敬這些作品，閱讀它們，與歷史上的偉大靈魂對話，從苦難輝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弘揚偉大抗戰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懈奮斗。

作者系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副主任、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