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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9月18日上午，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聯合廣東中共黨史學會、廣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編輯部在廣州召開黨史學界紀念華南抗戰勝利80周年座談會。福建、海南、廣西三省（區）黨史部門代表先后發言，以詳實史料再現了三地在華南抗戰中“各著華章、共擔大義”的歷程。現將發言內容刊出，以饗讀者。
福建是華南抗戰的堅強一翼
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 鄭香福
今天，是9月18日。在這特殊的日子里，我們隆重召開紀念華南抗戰勝利80周年座談會，共同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很有意義。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等地的華南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福建閩西、閩南與廣東粵東地區在抗戰時期曾同屬閩粵贛邊區黨的領導，使福建成為華南抗戰的堅強一翼。
一、地理與戰略層面的有機一體，構成華南防線的東翼支柱
福建與廣東在地理上的毗鄰和連續性，決定了其在戰略上必然與華南其他區域的聯動性。抗戰全面爆發后，日軍為封鎖中國東南沿海、切斷國際援華物資通道，對華南各省發動了進攻。福建與廣東共同構成了中國東南、華南沿海的防御正面。當時，福建黨組織有閩浙贛邊區和閩粵贛邊區兩個省級組織系統，其中閩粵贛邊省委（閩西南潮梅特委）下轄福建的閩西、閩南及廣東的大浦、梅縣、潮汕等地區。自九一八事變后，福建省委和閩粵贛邊省委領導廣大人民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之中。1932年4月中央紅軍攻克漳州后，廣泛進行抗日宣傳。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隊在福建高舉“北上抗日”旗幟，發布抗日宣言，促進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11月，以粵籍將領蔡廷鍇等人率領的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事變，這是九一八事變后日益高漲的反蔣抗日的必然結果。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閩粵兒女更是積極響應，以無畏的勇氣和堅定的信念，投身到保家衛國的偉大事業中。如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后，南方八省15塊游擊區中，福建占了6塊，近5000名閩籍紅軍游擊健兒，被整編為新四軍第二、三支隊等部北上抗日，占新四軍總數近一半，為華南抗戰乃至全國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和犧牲。
二、軍事與作戰層面的有機協同，構成敵后戰場的重要一環
抗戰時期，福建戰場有效牽制了日軍兵力，減輕了華南核心區域的防御壓力。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福建沿海的大小戰斗達297次。廈門和福州保衛戰、大湖戰役等國民黨正面戰場，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日軍的侵略步伐。中共福建地方組織領導創建的沿海抗日游擊隊，有效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長樂抗日游擊總隊取得瑯尾港伏擊戰大捷，極大提振了堅持抗戰的信心和決心，受到中共中央華中局的嘉獎。閩籍官兵占中國海軍近75%，為海軍抗戰譜寫壯烈篇章。日軍對福建的侵占，是其“沿海切斷作戰”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南進戰略基地的重要步驟、阻止盟軍登陸的重要舉措，因而，福建是打破日本侵華戰略的重要戰場。福建戰場有效牽制了日軍兵力，減輕了廣東、廣西等華南核心區域的防御壓力，保障了華南抗戰后方的相對穩定，對華南抗戰乃至全國抗戰起了不可忽視的策應和配合作用。
三、政治與經濟層面的有機聯系，構成支撐抗戰的華南血脈
華南地區是抗戰中后期重要的國際物資輸入通道，福建憑借地理位置和華僑優勢，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沿海主要港口被日軍封鎖后，福建的福州及周邊隱蔽港口，曾一度承擔起國際援華物資的轉運任務，同時也是海外僑胞支援國內抗戰的重要中轉樞紐，為華南抗戰提供了寶貴的物資和人員支持。抗戰時期，中國在海外華僑華人總數約850萬人，閩粵兩省籍華僑占了絕大多數，他們組織抗日團體，大力宣傳抗戰，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積極支援祖國抗戰，成為抗戰勝利的堅強后盾。著名代表陳嘉庚被毛澤東評價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據南僑總會統計，自全民族抗戰開始至太平洋戰爭爆發的4年左右時間，華僑的捐款平均每月達法幣1350萬元，每年1.6億元，等于負擔了當時抗戰軍費的三分之一。大量閩粵籍華僑回國參戰。如福建晉江籍的菲律賓愛國青年沈爾七率僑回國參戰，犧牲在東江的一次戰斗中，年僅28歲；廣東潮汕籍歸僑鄭松濤在日軍突襲澄海縣北李村時不幸被捕，寧死不屈，犧牲時年僅22歲；更有3000多名“南僑機工”，絕大部分是閩粵籍華僑，他們保證了滇緬公路的暢通，但卻有1000多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閩粵籍華僑還開展了保衛僑居地的斗爭，從側面支援太平洋戰場，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總之，福建抗戰是華南抗戰中極為重要且獨特的一部分。為最終贏得華南抗戰乃至全國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和犧牲。
瓊崖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共海南省委黨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辦公室） 游憲軍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海南抗日戰爭，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華南敵后抗戰中具有重要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瓊崖抗戰自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歷時六年多，盡管孤懸海外、敵我力量懸殊，但中國共產黨瓊崖特別委員會（以下簡稱瓊崖特委）始終高舉抗日旗幟，倡導建立瓊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帶領瓊崖軍民浴血奮戰、共御外侮，創造了孤島抗戰勝利的偉大奇跡，為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引領瓊崖抗戰的正確方向
在瓊崖抗戰中，瓊崖特委認真踐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堅決貫徹、靈活運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在領導瓊崖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瓊崖特委公開發表《團結抗日，保衛瓊崖》的告同胞書，并主動致信國民黨瓊崖當局，提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主張。從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在瓊崖特委反復催促和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壓力下，經過四輪、歷時一年多的艱苦談判，在廣州淪陷后的第二天，瓊崖國共兩黨終于達成合作抗日的協議，為瓊崖抗戰奠定了政治基礎。1938年12月5日，瓊崖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以下簡稱獨立隊，后擴編為獨立總隊、獨立縱隊），標志著瓊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全民族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面對瓊崖國民黨頑固派屢屢破壞團結抗戰的惡劣行徑，瓊崖特委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堅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集中力量打退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掀起的反共逆流。1941年底，瓊崖特委領導獨立總隊在斗門、大水戰斗中對進犯瓊文抗日根據地的國民黨頑軍主力以殲滅性打擊，徹底擊退了反共逆流，有力維護了瓊崖團結抗戰大局。同時，瓊崖特委領導抗日武裝在戰略上實行持久的防御戰，戰術上堅持游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巧妙運用伏擊戰、奇襲戰等戰法，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瓊崖抗戰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制勝路線圖。特別是在侵瓊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蠶食”“掃蕩”時期，面對日偽頑軍的三面夾攻，瓊崖特委制定了“堅持內線，挺出外線”的對策，帶領廣大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發展壯大抗日根據地，把抗日戰爭引向全島，陷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可以說，正是因為瓊崖特委善于從政治上把握方向、大勢、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符合實際的斗爭策略，才引領瓊崖抗戰一步步走向了勝利。
二、始終走在抗戰前列，成為瓊崖抗戰的中堅力量
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瓊崖特委率先舉起抗日旗幟，積極宣傳抗日主張，領導抗日武裝始終站在前列，英勇頑強地抗擊敵人，義無反顧地扛起了瓊崖抗戰的歷史重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瓊崖特委第一時間印發《九一八慘案宣傳鼓動大綱》，率先舉起瓊崖抗日旗幟，號召全瓊人民和愛國僑胞積極參加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積極推動全瓊抗日救亡活動向前發展。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后，瓊崖特委立即派員在全瓊宣傳我們黨的抗日主張，并在出版《黨團生活》和《布爾塞維克》的基礎上，組織創辦《救亡旬報》等雜志，系統宣傳我們黨關于抗戰的各項方針政策，夯實了團結抗戰的思想基礎。1939年2月10日，在日軍入侵海南島的當天，瓊崖特委就領導獨立隊開赴南渡江下游的潭口渡口阻擊東進之日軍，打響了我們黨領導的瓊崖抗戰第一槍。特別是與國民黨軍隊躲進五指山區、消極避戰相比，在6年多的瓊崖抗戰中，瓊崖特委領導的獨立縱隊以徹底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大無畏氣魄，不怕犧牲，勇往直前，先后對敵偽作戰2200余次，斃傷俘日偽軍5800余人，不斷發展壯大自己，至抗戰勝利時，獨立縱隊已發展到7700余人。瓊崖人民不屈不撓的抗日斗爭，有效地阻滯了日軍的“南進”，支援了東南亞人民的抗日斗爭和美、英等盟國在太平洋戰場作戰。獨立縱隊也付出重大的代價，犧牲了5600余名指戰員，涌現出了如黃振亞、林伯熙、黃魂、陳琴、吳浪渡、許如梅、黃金容、符克、李澤民等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回顧歷史不難看出，瓊崖特委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無愧為瓊崖抗日的先鋒和中堅力量。
三、堅持一切依靠人民，鑄就瓊崖抗戰的堅強后盾
在瓊崖抗戰中，瓊崖特委始終牢牢站穩人民立場，領導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維護抗日軍民共同利益，廣泛開展人民戰爭，筑起全民抗戰的銅墻鐵壁。
在瓊崖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初期，瓊崖特委就推動成立瓊崖統一的戰時政治工作機關——瓊崖戰時黨政處，頒布動員和組織群眾、堅持長期抗戰的《保衛瓊崖動員委員會組織條例》，推動瓊崖抗戰蓬勃開展。1941年11月，瓊崖特委領導建立瓊崖抗日根據地最高政權機關——瓊崖東北區抗日民主政府，并頒布《瓊崖東北區政府抗戰時期施政綱領》等一系列有利于抗日救國的政策法令，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和一切愛國力量的積極性，在參軍參戰、物質援助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至抗戰勝利時，瓊崖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下的解放區人口己達100萬以上，占全瓊人口將近一半，為瓊崖抗戰提供了強大支撐。同時，瓊崖特委從實行民族平等政策、維護各民族利益入手，積極在黎、苗族等少數民族中開展發動工作，得到了各地黎、苗族人民強烈擁護。1943年，王國興領導黎、苗族同胞發動的白沙起義受挫后，主動尋找共產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瓊崖特委堅決支持黎、苗族同胞的正義斗爭，順勢而為，抓住有利時機派出部隊挺進五指山區，領導創建白沙抗日根據地，為瓊崖抗戰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基地。此外，瓊崖特委還按照黨中央的要求，把爭取華僑支援抗戰作為重要任務，不僅在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設立辦事處、在香港派駐代表，馮白駒還多次致函海外僑胞，報告瓊崖抗戰情況并請求援助。瓊崖華僑、港澳同胞積極響應，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大力支持，還組成瓊崖華僑聯合總會回鄉服務團，于1939年4月至7月分批返瓊參戰，為瓊崖抗戰作出了特殊貢獻。正是由于瓊崖特委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自己的根本立場，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進而匯聚起了磅礴力量，贏得了瓊崖抗戰的勝利。
在海南孤島抗戰的壯闊進程中，海南各族人民作出了重大犧牲，僅人口損失就有50多萬。他們同仇敵愾，共御外侮，向世人展現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這些都是海南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是激勵海南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推進海南自貿港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
廣西抗戰的歷史貢獻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研究室 黃鶯
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地處華南的廣西以“西南屏障”的戰略定位，從軍事防御到政治動員，從文化抗戰到國際合作等方面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和廣西黨組織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高舉團結抗日救亡旗幟,團結推動國民黨廣西當局堅持抗日。1937年,中共中央派張云逸到廣西進行合作抗日談判,擬訂了《紅、桂、川三方聯合抗日綱領草案》,推動形成廣西全民抗戰局面。中央還在廣西先后設立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和桂林統戰工作委員會,周恩來、葉劍英等多次到桂林指導工作。桂林八辦和桂林統委會積極開展對地方當局、民主黨派、文化人士的統戰工作,領導桂林抗日文化運動,確保了抗日文化運動的先進方向。中共廣西黨組織,一方面積極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斗爭,一方面積極組織各類抗日救亡團體,推動組建由青年學生組成的廣西學生軍,奔赴抗日救亡戰場。這一系列抗日救亡斗爭,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始終引領著抗戰的正確方向、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
廣西是抗擊日本侵略的重要戰場。作為南疆國門要地,廣西戰略地位一直被日本侵略者覬覦。日軍侵華期間,為切斷中國的西南國際運輸線、打通其所謂的“大陸交通干線”,先后兩次大規模入侵廣西。面對敵人的瘋狂侵犯,廣西軍民奮起抵抗。在1939年的桂南會戰中,取得斃傷敵人5000余人的昆侖關大捷,這是中國軍隊對日本侵略軍攻堅作戰的重大勝利。1944年的桂柳會戰、1945年的桂柳反攻作戰,廣西軍民均給日偽軍以重創。抗戰期間，我們黨領導的30多支抗日游擊武裝隊伍,活躍在20多個縣開展敵后游擊斗爭,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廣西成為全國較早收復的省份。
廣西是全國抗戰重要的戰略后方基地。抗戰時期，廣西傾盡人力、物力,支援全國抗戰。作為全國抗戰兵源的重要供給區,在全民族抗戰期間,廣西共征調近100萬兵員補充全國部隊及組建新軍,還組織數達千萬人次的民工投入抗戰后勤保障。廣西是全國安置戰時難民的主要地區,也是全國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之一,為開辟西南國際運輸線、支援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廣西是中國空軍與蘇聯、美國援華空軍的重要基地。蘇聯援華志愿航空隊驅逐機大隊、美國飛虎隊以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以桂林、柳州為基地參加對日作戰,威震南中國。許多廣西籍華僑華人也通過捐錢捐物、回國參戰等方式,大力支援祖國抗戰。
廣西桂林是文化抗戰的中心之一。廣州、武漢等地淪陷后,大批民主文化人士和進步文化團體轉移桂林,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文化救亡運動。他們把舞臺當作炮臺、把劇場當作戰場,開設書店、出版社200多家,創辦報紙雜志近200種,宣傳愛國主義,鼓舞抗日救亡斗志,喚起民族覺醒。蘇美英等國家在桂林設立文化辦事機構,桂林成為國內與海外的文化交流中心,成為抗戰時期著名的文化之都,樹立了文化抗戰的一面光輝旗幟。
廣西是中越兩國共同抗日的集結地。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廣西和越南高平等邊境成為兩國革命者聚集的區域。1938年冬，胡志明從蘇聯到延安，之后南下廣西抗日。1941年，胡志明從廣西入越南，在高平省建立越南中央革命根據地抗日。從1941年至1945年，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等人常往返中越邊境抗日。中共黨員則深入越南協助發動群眾，廣西邊民為越南革命者提供掩護。兩黨兩國還共用交通線，尤其是20世紀40年代起，大量僑批從越南等地經東興寄至潮汕構成“東興匯路”，運回大批抗戰物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共中越邊區黨支部書記譚統南率中越邊區抗日游擊大隊入越與日軍作戰，創建廣西靖西、那坡和越南重慶、茶嶺等跨國抗日根據地。 1945年6月防城那良抗日武裝起義后，欽防華僑抗日游擊大隊開赴中越邊境越南塘花一帶開辟了塘花抗日游擊區，直至1945年8月撤回國內。
廣西與廣東山水相連、人文相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廣西黨組織長期隸屬于廣東，即使短時期內隸屬關系有所變更，但與廣東黨組織仍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抗戰時期，尤其是廣州淪陷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團體從廣州轉移到桂林，其中包括中共掌握的《救亡日報》、《新華日報》廣州分館等機構和人員都從廣州轉移到桂林。國軍第四戰區司令部從廣東移駐柳州后，左洪濤領導的中共四戰區特支在柳州開展統戰工作，配合桂林的文化抗戰。香港淪陷后，根據中央指示，八辦香港辦事處、廣東黨組織和東江游擊隊從香港營救出的大批文化也轉移到桂林，這給桂林帶來抗戰文化活躍新局面。在軍事抗戰中，中共黨領導的粵桂邊抗日武裝隊伍在兩省邊區進行大規模的革命斗爭活動，如1939年欽廉地區的抗日武裝斗爭，1945年的桂東南起義與欽廉四屬抗日武裝起義就是兩廣人民并肩戰斗的，而且這兩次起義的人員后來都參加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廣西抗戰的歷史貢獻從一個側面彰顯了華南抗戰的地位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