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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閩學”一詞并非始自明清，南宋末年文獻中已有使用。例如朱子的弟子陳淳在《答西蜀史杜諸友序文》中提到：“而獨有取于閩學，得正傳之粹，亦所主之不差矣。”南宋鄧均在《尚書全解·序》中指出：“抑齋陳先生為仆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乃知始于紫微呂公載道而南來。”
廈門大學高令印教授在《閩學序說》中言：“閩學這個概念出現于朱熹卒后不久。”在南宋末年和元代，“閩學”逐漸成為一個固定術語，指的是朱子學說。明清時期，道學昌盛，“閩學”概念經歷了衍變發展。明清文獻不僅記錄了這一歷程，更揭示了這一術語的多元內涵。
在明清文獻中，“閩學”一詞通常指發軔于宋代福建地區、以朱子學說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濂、洛、關、閩之學”中的“閩”學。這里的“閩學”是相對于濂學、洛學、關學而言的，在南宋末年已經成為社會上具有一定影響的理學流派，之后受到元明清三代統治者的推崇。
尤其到了明代，明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令編修《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以朱子注釋為唯一標準，國子監和地方府州縣學均以朱子學為必修內容，生員每日需誦讀《四書集注》，學官考核以是否“恪守朱注”為標準，如丘濬在《崇教化》中所言“一宗朱氏之學”，將閩學推至獨尊地位。然而，由于明清學者在閩學源流認識上的分歧，引發了對閩學思想范域、傳承發展人物等的多樣理解，從而形成了對“閩學”一詞的三種闡釋。
其一，“閩學”指朱子理學思想。這種認識把閩學等同朱子學說，延續了南宋末年以來對“閩學”一詞的既有理解，屬于對“閩學”概念的狹義解讀。在明清文獻中，無論是明代宋濂在《理學纂言序》中指出的“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還是清代張能鱗在《西山集》中所言的“為濂、洛、關、閩，直接道統，周、程、張、朱，宜升圣配，用隆祀典”，都用“閩”指代“朱子”。
清人蔣垣在《八閩理學源流》一文中闡釋了這一指代因由，“蓋朱子生于閩之尤溪，受學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劉屏山、劉白水數先生。學以成功，故特稱閩。蓋不忘道統所自”。在蔣垣看來，“濂、洛、關、閩皆以周、程、張、朱四大儒所居而稱”。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也持此觀點，認為“福建，朱晦翁 (熹) 僑寓地也，宋以來稱閩學焉”。
其二，“閩學”指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的理學思想。明代夏良勝在《中庸衍義》（卷二）中指出，“自楊時、羅仲素、李侗及熹，號為閩學”，這種認識打破了唯朱子論，把朱子重要師承人物楊時、羅從彥、李侗的思想也視為閩學的范疇。
清代朱仕琇在《道南講授序》中不僅認為“閩學盛于朱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還運用建筑隱喻巧妙概括了閩學形成過程。如果把閩學比作建房子，“二程”創立的洛學則是建筑項目的地塊，楊時提供了地契（券），羅從彥劃定地基范圍，李侗繪制了施工圖，朱子在前面這些人的基礎上建成房子（即閩學）。
在朱仕琇看來，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共同創立了閩學。此外，據清代黃植京修訂的《羅豫章先生集·特祀始末》一文載：“（明）嘉靖九年（1530年），鄧尹崇德，即縣東公館改為閩學正宗祠，并祀楊、羅、李、朱四先生。”這種通過祠名與特祀人物，以“物化”的形式表達時人把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都視為閩學正宗人物，把“閩學”視同于“楊、羅、李、朱之學”。這種認識是對“閩學”概念中義的理解。
其三，“閩學”指以朱子理學思想為核心，包括歐陽詹、“閩中四先生”以及朱子師承人物、門人與后世朱子學者的思想。由于明清學者對閩學開創者有著多種認識，自然對“閩學”內涵有著不同見解。以（清）曹申吉、（清）藍鼎元、（清）張伯行、（清）蔡衍鎤、（清）黃宗羲等為代表，認為閩學始于宋代楊時。
曹申吉的《陳侍御達卿先生遺集敘》指出，“嘗考閩中理學所自，龜山定夫得二程子之傳，始開閩學而授之羅仲素，仲素弟子為李延平，紫陽嘗師事之，而黃勉齋、蔡季通父子，復出紫陽之門”。藍鼎元的《鹿洲初集》認為：“楊龜山自洛還閩，遂開百代閩學之盛，大儒接踵，直甲比原。”張伯行在《楊龜山先生集》“序”中指出，“則是開閩學之淵源，接引來者，實自龜山先生一人始，在明道固已早券也”。蔡衍鎤的《操齋集文部》說：“閩學之倡也始于龜山，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又二百余年，而剩夫陳氏、翠渠周氏、虛齋蔡氏。”黃宗羲的《明文海》載：“閩學自將樂龜山始，蓋親得二程為之師，而晦翁其門孫也。”以上文獻闡述了閩學的源與流，分析了其師承譜系，為“閩學”概念的豐義提供了依據。
此外，清代李清馥在《閩中理學淵源考》中認為閩學始于唐代歐陽詹，可謂“閩學開自有唐，歐陽四門倡起”。明代邵經邦在《弘道錄》中認為“閩中四先生”（即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開創了閩學，所謂“是時閩學未聞，四先生以其躬行實踐，倡率鄉人，始也至難，終也大化”。
明代朱衡的《道南源委》、楊應詔的《閩南道學源流》，清代蔣垣的《八閩理學源流》、李清馥的《閩中理學淵源考》等也都視“閩中理學”為閩學。顯然，這種以朱子理學思想為核心，上溯其源，下探其流，實現了對“閩學”概念的整體性把握，是對“閩學”概念廣義的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文獻中“閩學”一詞在特定語境下專指福建地區的學政事務，包括主持地方科舉考試、選拔生員、督察府州縣學的教學質量和生員品行，以及興教辦學、整頓學風、修繕文廟等。例如明代黃汝良在《河干集》（卷七）中提出，“后更數名公來視閩學，試輒前茅”。宗臣在《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中說：“被以豸繡，賜之璽書，命督爾八閩學事……作閩學約言，總約八篇。”清代穆彰阿在《大清一統志》中言：“耿定力，字子健，定向季弟，（明）隆慶進士，累官按察副使，督閩學。”朱仕琇撰寫《連山令鄭君墓志銘》：“是時提督閩學者多名人，皆奇君。”這些文獻中的“閩學”不再屬于學術概念，而是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成為特定行政用語。“閩學”中的“閩”指的是福建地區，“學”意指學政及其相關的事務。
在明清文獻中，閩學有著多維面相，明清學人對“閩學”術語作出了多元化的闡釋和理解。我們在研讀明清文獻時，對于“閩學”一詞的理解，切不可一概而論地將其與朱子學說簡單地畫等號，而是要依據具體文獻語境，結合語義邏輯，審慎地剖析與精準把握“閩學”一詞在不同文本中的內涵。
（作者單位：福建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