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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閩南地區的沖茶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不過，影響最為顯著的則是明末清初誕生的烏龍茶沖泡方式——“以小茶壺泡茶，小茶杯品茶”，史稱“工夫茶”。隨著時代的演進，工夫茶自最初的沖泡技藝，逐步發展為融合傳統智慧和審美的精品化套裝組合，由此也誕生了茶荃、茶壺、茶盞、茶盤等核心茶器，更由此而凝結出閩南人“精益求精”的生活哲學。在為數眾多的茶文化群賢譜之中，宜興制壺名家惠孟臣所制的小紫砂壺成為最富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也演繹了一段從實用器具到精神象征的傳奇。
惠孟臣，何許人也？清康熙八年（1669年）劉源長《茶史》記載“迨今徐友泉、陳用卿、惠孟臣諸名手”，這段文字乃是如今可以找到的最早記載。由此可知，惠孟臣為明末清初紫砂名手，與活躍于明萬歷年間的徐友泉、明天啟至崇禎年間的陳用卿齊名。這一記載得到了現存實物證據的佐證。依據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珍藏的“天啟丁卯年友善堂孟臣制”紫砂壺，就在明天啟丁卯年（1627年），惠孟臣款識作品就得以問世；孟臣制壺之名亦為人周知，故而得以名錄《茶史》。
圍繞惠孟臣的制壺技藝，一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吳騫在《陽羨名陶錄》才作出評價：“海寧安國寺每歲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稱齋豐宿山，于時百貨駢集，余得一壺，底有唐詩‘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制’，十字皆行書，制渾樸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后一名手也。”這一記載不僅表明了“孟臣壺”制作者的真實身份，更站在工藝技法與書法藝術兩個維度對惠孟臣的卓越造詣給予高度評價，彰顯其在紫砂藝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亦反映其技藝在清代獲得了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推崇與認可。
依照袁枚《隨園食單》的記載：“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雖未直接點明孟臣壺與閩南工夫茶俗之間的關聯，但是描述工夫茶器具“壺小如香櫞”的基本特色與孟臣壺的形制特點完全吻合，隱現出孟臣壺在這一茶俗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這種以小為美的茶器風尚，反映了乾隆時期工夫茶俗形式基本定型，也為之后孟臣壺的流行埋下伏筆。
清嘉慶、道光年間，閩南工夫茶俗越發成熟，孟臣壺因其小巧器形和優異發茶性成為茶事核心，更是與工夫茶搭配起了“珠聯璧合”的意境。道光年間，周凱在《廈門志·卷十五·風俗記》中記載：“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壺必曰孟公壺，杯必曰若深……名曰工夫茶。”此時，“壺必孟臣，杯必若深”已成為閩南工夫茶俗的固定搭配，反映出閩南茶人對器具的專業化追求。施鴻保在《閩雜記》中記載：“漳泉各屬，俗尚工夫茶……壺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壺，杯極小者名若深杯。”彰顯出工夫茶俗向閩南核心區快速擴散，且制作茶器進一步精致化，尤其是以孟臣壺為最，甚至還產生了仿制風潮。
至晚清之際，孟臣壺儼然成為閩南工夫茶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其獨特的藝術風格與制作工藝更使之成為閩南地域文化認同的典型象征。依據廈門文人王步蟾《鷺門雜詠六十首》的記載：“工夫茶轉費工夫，啜茗真疑嗜好殊。猶自沾沾夸器具，若深杯配孟公壺。”這首詩不僅生動再現了當時閩南工夫茶的品飲風尚，更以“若深杯配孟公壺”的經典組合，揭示了惠孟臣紫砂壺與工夫茶文化的深度融合。詩中“夸器具”之語，更是印證了茶器審美在工夫茶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已從單純的飲茶器具升華為承載閩南人生活美學的文化符號。
清末民初之際，孟臣壺成為工夫茶文化體系的核心象征，其內蘊的文化意義達到巔峰。這一時期，祖籍福建漳州的史學家連橫在《雅堂文集》“茗談”篇系統論述：“臺人品茶，與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品茗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這一論述不僅確立了“武夷茶—孟臣壺—若深杯”三位一體的工夫茶品飲范式，更將茶器選擇提升至文化認同的高度。連橫《劍花室詩集》之“若深小盞孟臣壺”的詩句，則以凝練的文學表達，再現了工夫茶儀軌中器具組合的審美意趣。換言之，孟臣壺不僅成為工夫茶文化的地域標志，更是文人雅士身份認同的重要象征。由此可見，孟臣壺的傳播與工夫茶俗的擴張相輔相成，共同塑造了閩南文化的獨特魅力。
根據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記載，中國紫砂器在17至18世紀已通過海上貿易傳入歐洲。1679年大概有7箱朱泥茶壺由中國漳州運抵巴達維亞；18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貨物清單中則多次出現標注為“Yixing ware”（宜興器）的“炻器茶壺”（stoneware teapots）。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批歷史檔案缺乏對“惠孟臣”或“孟臣壺”的具體記載，故而難以直接確證“惠孟臣”款識的紫砂壺在西方的傳播。但是，同一時期的日本卻留下了不少記載。
1654年隱元禪師東渡日本之際將新興的“瀹飲法”引入日本，從而間接促使孟臣壺融入日本煎茶道體系，使之承擔起文化使者的使命。這一現象在上田秋成《清風瑣言》中略有記載。到了日本文化、文政時期（1804—1830年），大量中國貿易器物經長崎涌入日本，包括紫砂壺在內的“唐物”逐漸成為日本煎茶道的重要角色，尤其是“惠孟臣”和“陳鳴遠”款紫砂壺更成為最受歡迎的品類。依照日本人奧蘭田著述的《茗壺圖錄》（1876年）“陳子畦、陳鳴遠、徐次京、惠孟臣、葭軒、鄭寧侯，年代并不可考，而鳴遠、孟臣名尤顯”及“八月湖水平，孟臣”的記載可見一斑。
隨著貿易網絡的加速擴張，孟臣壺的跨國流通也隨之興盛。自泰興號沉船打撈的貨物到閩南漳浦墓葬出土的“孟臣”款壺，最終揭示出一幅生動的文化共生圖景——孟臣壺因工夫茶文化而身價倍增，工夫茶文化亦因孟臣壺而更趨精雅。
孟臣壺自閩南工夫茶俗中的一件日常器具，到成為國際商品流通的重要器物，最后則是演變為承載文化記憶的經典符號，其發展歷程正是中國傳統手工藝與生活文化相互滋養、不斷擴散、走向世界的生動寫照。
（作者單位：集美大學海絲沿線國家國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