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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以理論結晶的方式凝聚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貢獻。同時，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因此，從哲學高度能更好地把握其原創性貢獻的本質內涵。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角度看，一個總的判斷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范疇、重要命題和方法論體系進行了深刻重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新的飛躍。

第一，創造性提出“兩個結合”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核心方法和根本路徑。“兩個結合”突破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傳統框架，確立了文明基因在哲學發展中的根基性地位；打破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慣性，在相互成就中筑牢了道路根基、打開了創新空間、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實現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特征和標識性的原創性貢獻。

第二，多維重構社會存在論和社會矛盾論。一方面，明確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大命題，將生態維度納入社會存在范疇，使生態環境從生產力的外部條件變為內在要素，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與生產理論的融合創新。另一方面，對社會矛盾論進行了體系化擴展。在社會基本矛盾層面，創造性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命題，并強調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創新了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理論。在社會主要矛盾層面，作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判斷，將“需要”擴展為涵蓋物質、精神、政治、社會、生態等多領域的系統性需求，構建了基于人的存在的需要系統的矛盾分析新范式。

第三，深化認識論的實踐辯證法。一是提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將實踐標準具體化、動態化，突出實踐的問題導向性。二是提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認為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將毛澤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思想升華為制度性實踐準則。三是提出“必須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將“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發展總規律轉化為科學的改革方法論；四是提出“大歷史觀”的認識方法論，倡導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把握規律，提供了長時段、寬視野、多維度的立體歷史分析框架，超越短期經驗主義與線性史觀，將歷史必然性與主體選擇性相統一，賦予“歷史主動精神”以哲學依據。

第四，社會意識論的突破性創新。一是創造性提出以文化主體性為核心范疇的文化生命體理論，并以文化主體性為根本依托，提出構建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堅定文化自信等重要命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認知范式，為新時代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系統的哲理支撐。二是對意識形態進行新定位，首次將意識形態工作明確為“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強調“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明確將“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作為根本制度，并通過堅定文化自信的根基建設，實現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與延續中華文化精神命脈的有機統一。三是系統闡發精神力量對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強調傳承精神命脈，弘揚偉大精神傳統，全面提升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和價值感召力，培育昂揚向上的社會精神狀態，激發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深化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意識反作用的理論內涵。

第五，深入闡發上層建筑適應論。從國家治理高度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并將之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突破經濟基礎單向決定論。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對生產關系的自覺調整，通過制度創新釋放生產力潛能，特別是強調通過改革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國家治理，將國家治理效能作為檢驗上層建筑適應性的核心標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有機體理論。

第六，人民群眾主體論的新升華。在本體論層面確認“以人民為中心”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價值論層面確立“人民至上”這一最根本的價值規定，將“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還凝練出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在文化認同機制上提出“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的新概念，突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群眾基礎，揭示了意識形態內化于日常生活的實踐路徑。

第七，系統集成新時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強調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必須堅持胸懷天下。“六個必須堅持”從價值立場、主體支撐、動力機制到實踐路徑、思想方法、格局境界，構成邏輯嚴密的有機整體，實現了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與“兩個結合”一起，構成了黨的理論創新，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科學方法和根本遵循。

以上七點主要是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即一般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角度來看的。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還出現了諸多分支學科、部門哲學。從這樣的角度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實現了諸多原創性貢獻。例如，在政治哲學中，以“美好生活論”重構正義原則，將物質需求與精神富足共同納入政治價值基準；在發展哲學中，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倫理，提出新發展理念，以高質量發展破解增長主義異化難題；在文化哲學中，以文化生命體理論超越功能主義文化觀，構建生命論的文化本體論；在歷史哲學中，以“文明論”突破單線進化史觀，在多文明互動中把握歷史規律，指明文明和合共生的根本出路；在人學或人的哲學中，超越西方以資本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通過物質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等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人類”邏輯貫穿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等原創性思想，不僅作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更以胸懷天下的格局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熔鑄人類文明的時代精華，展現出馬克思當年所期待的“當今世界的哲學”的恢宏氣象。

值得強調的是，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特質，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鮮明實踐品格。因此，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必須具有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雙重維度。上述論及的哲學理論創新已經體現了這一點，但仍需特別予以明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通過實踐創新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世界的新范式。這體現在民族復興方略、文明發展道路、全球治理變革、制度改革攻堅、執政黨建設等諸多方面，不一而足。

總之，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角度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通過“兩個結合”重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路徑，使中華文明成為理論創新的活水源泉；以“改變世界”為旨歸，構建起從哲學方法論到治國方略的轉化機制。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實踐表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行動指南，而且為人類應對現代性困境貢獻了中國智慧；不僅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而且正日益體現為人類文明的時代精華。（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