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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1938年2月，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在福州市中心的安民巷正式成立。1939年5月，辦事處因閩海局勢危急遷至南平梅山，于1941年3月被迫撤銷。其存續雖僅有3年時間，但作為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設立的重要公開機構，在福建抗戰史上鐫刻下不可磨滅的紅色印記。
福州辦事處在國共合作背景下應運而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性抗日戰爭由此開始。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呼吁國共兩黨親密合作，共同抵御日軍的新進攻。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推動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在此背景下，南方八省堅持斗爭的紅軍游擊隊（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1937年11月6日，毛澤東致電中共駐南京代表秦邦憲，提出要在“南昌、福州設辦事處”，為福州辦事處的建立奠定了政策基礎。12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
經過與國民黨福建當局多次談判，1938年2月，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在福州市南街安民巷27號正式成立。辦事處對外懸掛“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駐福州辦事處”木牌，配備10余人的警衛班，工作人員著軍裝公開開展抗日活動。中共閩東特委宣傳部長王助以新四軍參議的身份任辦事處主任，中共閩東特委書記范式人則以新四軍軍部上校秘書身份主持辦事處日常工作。同時，范式人作為閩東特委書記負黨的領導責任。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成立之初，受中共東南分局的直接領導，成為東南分局依托閩東特委在原福建臨時省委（福州中心市委）所轄各地開展黨的工作的秘密機關，承擔著東南分局所賦予的整理和發展閩東南地區黨組織的領導職責。1938年5月，中共東南分局決定將閩浙贛特委和閩東特委合并組成中共福建省委，范式人、王助均擔任省委常委，范式人主抓組織和軍事，王助負責宣傳兼統戰工作，福州辦事處也就成為“福建省委領導機關的一部分”。
統一戰線框架下的危機應對與權益維護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福州辦事處與國民黨福建當局呈現出既合作又斗爭的復雜互動關系：一方面就抗日合作等事宜與當局展開協商，另一方面堅決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摩擦破壞。
1937年7月，漳浦事件發生，國民黨方面無理收繳中共武裝槍支。福州辦事處奉上級指示，協助新四軍第二支隊與國民黨福建省軍械廳代表展開交涉，追回被繳槍支，并協助聯系運輸車輛，確保取回的武器順利運往部隊。1938年3月，泉州事件發生后，范式人、王助等人以辦事處合法身份通過層級交涉與輿論壓力，迫使國民黨福建當局釋放被扣人員并歸還武器。在此后發生的寧德事件中，辦事處再次通過嚴正交涉，迫使國民黨福建當局賠償損失并釋放全部被捕人員。此外，辦事處還通過揭露國民黨當局迫害抗日家屬的行徑、為前方部隊征集兵員等工作，在國統區樹立了中共堅持團結抗戰的政治形象。盡管1938年4月寧德征兵任務因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未果，但仍動員70余名青年隨寧德事件獲釋人員奔赴皖南前線，彰顯了辦事處的組織動員能力。
這些斗爭實踐充分體現了福州辦事處在維護統一戰線過程中，既堅持原則底線又靈活運用策略的智慧，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復雜環境中捍衛抗戰大局的堅定決心和能力。
多層次統戰網絡的策略創新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對活動范圍與權限的嚴格限制，以及對辦事處的嚴密監視和重重阻撓，福州辦事處突破傳統工作模式，以“利用合法名義開展城市工作”為指引，創造性地構建了上層爭取、中層滲透、基層動員的多層次統戰網絡。
辦事處充分利用王助的家族背景（王助為福州人，其父王宜祜為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秘書，伯父王宜漢為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秘書），將地緣與親緣因素轉化為工作資源，在福州上層社會開辟統戰渠道。辦事處將爭取陳儀的支持作為重點，采取“不在民眾中去鼓動反對他”策略，通過與陳儀的正常往來為辦事處爭取合法活動空間，同時利用陳儀與復興社的矛盾打擊復興社。辦事處通過各種關系，努力做好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其他官員的統戰工作，爭取到一批重要人物如財政廳長兼銀行行長張果為、十三補訓處處長李良榮、第二行政區督察專員夏明綱等人的支持。辦事處通過推薦共產黨員到國民黨機關任職，利用公開合法身份推動各地抗日救亡運動。如派王一平擔任夏明綱的文書，在其支持下，南平一帶共產黨領導的民眾運動與學生運動蓬勃開展。在福安，爭取縣長程星齡的支持，清洗土劣勢力，吸收進步青年，打擊奸商。此外，辦事處依托公開身份推動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福州總隊”“福州民眾抗日歌詠團”等團體，吸引學生、店員、軍人等各界參與。通過舉辦抗日演講、街頭演出、夜校教育等活動，將救亡理念轉化為全民共識，構建起廣泛的群眾統戰基礎。
通過構建多層次的統戰工作格局，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共產黨有關抗日救亡政治主張的影響，有效凝聚了社會共識，鞏固與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各地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
閩東南黨組織的隱蔽重建與發展壯大
歷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以及1934年4月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壞后，組織體系殘缺、黨員失散失聯等多重嚴峻挑戰，福州辦事處根據東南分局的有關指示，以“了解情況、物色對象、發展黨的組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為工作重點，通過隱蔽發展等方式，逐步恢復和重建了被破壞的基層黨組織。
辦事處成立后，通過單線聯絡恢復黨員關系。王助借助南臺教會、英華中學等渠道，發展林楓、高力夫等入黨，恢復張立等人黨籍，并將組織觸角延伸至連江、福清、閩侯等地。1938年6月，根據范式人、王助等人的要求，中共東南分局派李鐵（郭耘）來福州。8月，福建省委決定成立福州工委，隸屬省委和新四軍福州辦事處領導，李鐵任書記。11月，南平特別支部在組織發展和工作成效的基礎上擴建為南平工委。此外，福州辦事處積極拓展黨的組織網絡，成功恢復了晉江工委，并在永安成立了新的工委。通過建立農村支部與城區工委，構建起城市輻射鄉村的組織格局。
經過福州辦事處的積極努力，其所領導的地方組織從最初的僅限福安、寧德、羅源、連江、福州等地逐步拓展到莆田、晉江、泉州、福清等閩東南地區，承擔著“代表省委領導福州黨組織，包括莆田中心縣委、閩東地委、閩江工委等”的重要職責，發展了大批黨員，為此后應對復雜斗爭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此外，辦事處還積極開展干部選拔與訓練工作，利用國民黨平臺開展培訓，向新四軍推薦進步青年，為適應抗戰需要進行軍事準備，為后續革命斗爭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和人才支持。
抗日救亡運動的立體化推進
福州辦事處成立后，將城市合法斗爭與農村基層建設相結合，構建全民參與的抗戰共同體，成為福建抗戰動員的核心力量。
在城市輿論陣地建設方面，1938年6月，辦事處邀請著名愛國人士李公樸到福州作《喚起民眾，不做亡國奴》的講演，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辦事處還派遣人員參加抗敵后援會，聚合工農商學兵各界力量，推動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在辦事處指導下，共產黨員以“戰友社”名義創辦《戰友》周刊，1938年6月至1939年4月共出版23期，每期發行量超千份。刊物設有時事專欄，宣傳抗戰正義性，駁斥亡國言論，贊頌中共抗日成就，成為“大眾喉舌”。辦事處還組織出版《救世報》《老百姓報》《戰時木刻畫報》等刊物，系統宣傳抗戰主張。在福州辦事處配合下，生活書店在福州南街黃巷口和南平分別設立分店，經銷抗日書刊，隱蔽銷售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為抗日救亡提供理論支持。
辦事處還積極派遣黨員深入鄉村，將救亡宣傳從城市拓展到鄉村。在連江，卓飄虹等同志組織抗日學生隊，深入鄉村開展巡回宣傳活動；在閩清，項新（項南）等同志組建戰時民教流動工作隊，通過文藝形式向群眾宣傳抗日道理；在南平，閩江工委以專署抗敵后援會名義成立精神總動員宣導隊，深入順昌、沙縣等山區進行抗日救亡宣傳，贏得了各界人士的廣泛好評。
通過一系列立體化的動員舉措，福州辦事處將抗日救亡的火種播撒到閩東南及閩北城鄉各地，形成了全民參與的抗戰熱潮，為福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作為福建抗戰史上的紅色坐標，在福建抗日戰爭中占據著獨特且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辦事處憑借其特殊的身份與職能，有效地組織和動員廣大民眾參與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為中共福建地方組織在福建開展抗日活動、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創造了有利條件，為福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其歷史功績與精神價值，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站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一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節點上，回望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的這段光輝歷程，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其所蘊含的“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實踐智慧，不僅是福建黨史的璀璨篇章，更是新時代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寶貴財富。我們當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持續傳承和大力弘揚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同志們敢于斗爭、善于團結、勇于創新的崇高精神。讓這種紅色精神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激勵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奮勇爭先、再上臺階，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福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