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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1933年9月下旬，中央紅軍東方軍與十九路軍在東方軍司令部駐扎地福建延平縣（今南平市延平區(qū)）王臺舉行和談（史稱“王臺談判”），這是我黨我軍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的一次成功實踐。
一
1933年5月，長城抗戰(zhàn)告急，屈辱的塘沽協(xié)定行將簽字，蔣介石卻仍置華北危局于次要位置，忙著策劃對革命根據(jù)地的軍事“圍剿”。7至9月，經(jīng)充分準備，蔣調集一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動第五次大規(guī)模“圍剿”，其中的五十萬取四面合圍之勢，直接用于進攻中央蘇區(qū)。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共臨時中央根據(jù)當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的意見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第3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由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滕代遠等人率領，擔負“籌款百萬，赤化千里”的使命，入閩作戰(zhàn)。“東方軍仍直接受一方面軍朱周指揮”（ 《軍委關于東方軍之組成及干部配備和指揮關系的指示》（1933年7月1日）），于7月初進入福建。至9月初，東方軍先后在寧化的泉上、連城的朋口、延平的夏道等地消滅國民黨軍隊新編第二師兩個團和十九路軍三四個團。9月18日，東方軍司令部移駐富屯溪畔距延平城西五六十里的王臺村上大廟。
9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等人接到報告，十九路軍領導人蔣光鼐、蔡廷鍇派出的代表陳公培攜帶“十九路軍與紅軍聯(lián)絡證明書”，身藏蔣、蔡給朱德、毛澤東的信函，到延平的西芹紅軍駐地，請求會面并進行談判講和。彭、滕等人感到這事來得突然，出乎意料。怎么前幾天尚與我激戰(zhàn)的敵方忽然就改變了態(tài)度？此前幾天，即9月18日，東方軍紅5師第13團與十九路軍第61師第183旅第6團在延平城西的西芹中坪村芹山(亦稱木芹山)遭遇并激戰(zhàn)，最終將這個精銳的主力團殲滅，斃傷敵200余人，俘虜團副、營長以下數(shù)百成千人，繳獲槍支等大批軍用物資。但彭、滕還是認為，無論如何，能與對方取得一定的妥協(xié)，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不過，事關重大，必須慎重對待，請示中央。他們立即發(fā)電給中革軍委暫行代理主席項英和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抄報蔣、蔡的函件，詢問陳公培其人背景，并請示對待辦法。朱德、周恩來當天下午即回電報，建議中革軍委同意與十九路軍方面接觸談判。當晚，周恩來又電告項英、彭德懷、滕代遠：“蔣、蔡代表陳公培即吳明，此人為共產黨脫黨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蔣運動，并供給我們相當消息……如軍委同意本22日18時電辦法，可由國平前往西芹與吳明面談，更可探知更多內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頁）國平，即袁國平，時兼任東方軍政治部主任。23日凌晨1時，中共蘇區(qū)中央局致電朱、周、彭、滕，同意與陳公培談判，并提出談判的先決條件：“停止軍事進攻和經(jīng)濟封鎖”；“釋放在福建牢獄中關押的政治犯，及保證反帝運動和反帝組織之自由”；“發(fā)表反帝及反蔣之政治宣言”等。接著，項英也回電予以指示。
二
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并非蔣介石的嫡系部隊，1932年的淞滬抗戰(zhàn)剛一結束便被調離京滬地區(qū)到福建“剿共”，其領導人陳銘樞和蔣光鼐、蔡廷鍇等也就開始醞釀籌劃抗日反蔣運動。1933年1月3日，日軍攻陷山海關。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表宣言，宣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華北，愿在三項條件之下同全國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zhàn)協(xié)定，共同抗日。這三項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qū)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chuàng)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wèi)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tǒng)一與領土的完整。受此宣言的啟示、引導，“爭取與紅軍合作反蔣”也就成了陳、蔣、蔡等人籌劃抗日反蔣運動具體施行方案的選項之一。然而，他們通過一些渠道去與共產黨方面聯(lián)系，卻不得要領，無法實施。1933年9月，他們請陳公培出面幫忙，直接到前線與東方軍講和。9月中旬，陳公培從香港秘抵福州。16日，蔣光鼐、蔡廷鍇在綢布上寫了一封“致朱玉階、毛潤之（朱德、毛澤東）兩先生”的信函，藏在陳公培的衣領里。信中表明：“貴黨及紅軍同胞，夙以反帝倒蔣為職志，此即證明貴黨與敝軍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標、在軍事上有提攜之必要，特此委托陳公培同志與貴黨為軍事合作的磋商。敝軍同志甚希望貴黨及紅軍同胞予以最誠意的接談。”（ 《蔣、蔡軍閥致朱、毛函——訂立反帝反蔣協(xié)定》（1933年9月22日））這里所說的“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標”，即是指上述以“共同抗日三條件”為前提的共同“反蔣抗日”的政治目標。恰在此時，前線又傳來十九路軍的一個主力團在西芹被殲的消息。于是，蔡廷鍇于19日帶陳公培晚抵達古田縣水口，第二天派兵送到前哨陣地。22日，陳公培經(jīng)葫蘆山、吉溪、夏道輾轉到西芹。23日上午，陳公培便從西芹來到王臺，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在上大廟接待了他。
上大廟的隔壁有座閣樓，聳立于富屯溪畔，翹首云霄，傲對青山，系王臺八景之一的八角凌霄，人們通稱為“八角樓”。該樓建于清光緒年間，原名魁星閣，坐西朝東，四面三層八角尖頂，青瓦覆蓋，底面近似正方形，面闊五間，進深七柱，通面闊和進深均為12米多，梁架結構為井干式，占地面積240多平方米，為上下王臺的交接處。東方軍司令部移駐王臺村期間，這里是彭、滕等人召集會議的場所。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同陳公培的會談就在八角樓的二樓舉行。
三
會談時，陳公培首先表明：十九路軍“與紅軍進行妥協(xié)，此完全是因處境困難，陳銘樞所主持、蔣蔡同意……李濟深同病相憐，贊助反蔣”；同時轉達蔣光鼐、蔡廷鍇的態(tài)度：“停止進攻蘇區(qū)，釋放共產黨，取消經(jīng)濟封鎖”；要求“紅軍退出洋口，以泰寧將樂建寧、清流、連城為國界，保守條約內容的秘密”；并“建議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彭、滕、袁關于蔣蔡與公培談話之概略報告》（1933年9月23日））
彭、滕、袁提出的意見，“是照中央局來電”。彭德懷在談判中還指出：十九路軍“抗日是對的；來閩‘剿共’是錯誤的，也是蔣介石的陰謀——即‘剿共’和消滅蔣光鼐、蔡廷鍇，對蔣介石都有利”。（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頁）陳公培表示，十九路軍現(xiàn)已認識到“要反蔣抗日，不反蔣就不能抗日”。彭等人深以為然。陳公培對紅軍提出的停戰(zhàn)條件沒有異議。
會談后，大家共進午餐。“大臉盆豬肉和雞子，都是打土豪來的。”（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頁）
下午3時，彭、滕、袁聯(lián)名給項英、朱德、周恩來發(fā)去電報，報告與陳公培談判的概略。
當天，陳公培也通過東方軍的電臺，用從福州帶來的密電碼將談判內容發(fā)給蔣、蔡，主要的有：一、紅軍愿與十九路軍在抗日反蔣的談判基礎上，訂立共同作戰(zhàn)協(xié)定。二、十九路軍應即接受紅軍如下之提議，包括立即停止進攻蘇區(qū)紅軍；沙縣原為盧興邦防地，十九路軍主力應退出，撤至尤溪、尤溪口、水口之線；不干涉、不增援紅軍現(xiàn)已占領與圍困之福建地區(qū)的劉和鼎、周志群全部防地；立即撤銷經(jīng)濟封鎖，允許貿易交通自由；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準許民眾抗日反蔣和組織義勇軍自由，釋放反帝反國民黨政治犯，停止敵意宣傳，發(fā)表反日反蔣之政治宣言。三、以上提議須于四十八小時內答復，紅軍確釋后即停止進攻，并在奪取延平后不再占領沙縣；談判內容亦負責保守秘密。四、在接受上述條件后，詳定抗日反蔣作戰(zhàn)協(xié)定。請下最大決心于最短時間電復，前途幸甚。電文中還提到，“最好真如（即陳銘樞）兄能立即到閩。”由于十九路軍方面“不知如此迅速即能接上頭，未通知電臺注意接收約定呼號，故致失誤”，呼叫未通。
9月25日起，“圍剿”中央蘇區(qū)的蔣介石嫡系北路軍發(fā)動猛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決定東方軍回師江西，同時電告朱、周轉彭、滕，對十九路軍抗日反蔣不僅要“不妨礙并予以便利”，而且“應聲明在(蔣介石軍隊)進擾福建區(qū)域時，紅軍準備實力援助十九路軍之作戰(zhàn)”。并強調，“應將談判看成重要之政治舉動，而非簡單之玩把戲”。（ 《關于對談判之指示》（1933年9月25日））遵照中央局的指示，彭德懷等人同陳公培繼續(xù)談判，“探討其許多內幕困難”，認為“在我們讓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當條件”。（ 《依據(jù)蔣蔡內部情況我軍所采之對策》（1933年9月27日））
9月28日，東方軍奉命集結，司令部由王臺移至順昌縣的洋口。彭德懷等人商議，以彭德懷名義致信蔣光鼐、蔡廷鍇，對十九路軍與紅軍合作表示歡迎，請十九路軍再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直接談判。信件交由陳公培帶返，要他敦促蔣、蔡再派代表赴瑞金談判。另一邊，也就在同日，蔣系北路軍攻占了中央蘇區(qū)北大門黎川。
29日，紅軍護送陳公培到西芹附近。10月1日、4日，陳公培分別在南平和福州向蔡廷鍇、蔣光鼐報告了赴王臺談判的詳細經(jīng)過，轉交了彭德懷的信件。
四
王臺談判之后，紅軍和十九路軍之間便沒有再發(fā)生戰(zhàn)斗，雙方在閩西北前線處于休戰(zhàn)狀態(tài)。這就讓東方軍得以喘息，能夠較為從容地進行集結，回師江西作戰(zhàn)，對于當時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極為危急的局勢，起到了重要而現(xiàn)實的紓緩作用。
10月上旬，陳銘樞又從香港密抵福州與蔣、蔡商議。他們認為，從王臺談判的情形判斷，中共和紅軍對于同十九路軍的合作是有誠意的，決定采納彭德懷的建議，選派十九路軍總部秘書長徐名鴻為“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由陳公培陪同，即赴瑞金洽商合作事宜。10月下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紅軍全權代表潘健行（即潘漢年）同徐名鴻在長汀、瑞金繼續(xù)談判。在瑞金時，毛澤東等人會見及宴請了徐、陳。席間，毛澤東講述了中共方面以前公布過的關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方針，徐、陳頗為感動。10月26日，潘健行同徐名鴻在瑞金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xié)定》。該《協(xié)定》是將王臺談判的基本內容以文字的形式作了確認和完善、規(guī)范，是在王臺談判取得一系列共識的基礎上，中共方面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之間草簽的第一份涉及政治、軍事、經(jīng)濟、外交、法律等方面，內容比較完善、形式比較規(guī)范的協(xié)定。雙方互有所求，互有讓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相互承認對方的合法存在。王臺談判和《反日反蔣的初步協(xié)定》的簽訂，標志著雙方建立起對等、友好的初步合作關系，并且均愿鞏固與拓展這種關系。這對于十九路軍方面來說，就為發(fā)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作了至關重要的準備。對于中央蘇區(qū)方面來說，使原先四面受封鎖圍攻的蘇區(qū)在東邊洞開了一面，原先從東面向蘇區(qū)進攻的主攻部隊轉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友軍。到了11月，震動全國的福建事變爆發(fā)，蔣介石不得不暫停了對中央蘇區(qū)的進攻，急忙抽調11個師的精銳部隊入閩討伐十九路軍，其中10個師是從“圍剿”中央蘇區(qū)主攻方向前線的北路軍抽調的。這就給了紅軍一次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可惜，這次有利時機由于黨內“左”傾教條主義影響未能得到很好地把握利用。
五
王臺談判是福建事變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環(huán)節(jié)，而對于福建事變，毛澤東曾作過一個充滿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經(jīng)典評說。他說：“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可是后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xié)，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yè)是什么，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著老一套不去發(fā)動民眾斗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動。”（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現(xiàn)今，延平區(qū)王臺鎮(zhèn)的八角樓已成為福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樓內還留存有當年紅軍寫的數(shù)條標語。它風采依然，仿佛是在向人們娓娓訴說著那一段生動而紛繁的真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