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版《長泰縣志》6冊,白紙精印,線裝,尺寸為27.3厘米×17.2厘米,左右雙邊,半頁10行,行20字,小字雙行;初印之品,開本宏闊,墨優紙佳,行款舒朗,筆畫爽利,鐫刻精雅,墨黑如漆,字大行寬,加之版面清爽雅潔,讀來賞心悅目。
長泰現為漳州市長泰區。20世紀80年代,當地曾收集到兩種明朝嘉靖年間編撰的《長泰縣志》(膠卷),可惜都殘缺不全。如今常見的《長泰縣志》大都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漳州三川印書館翻印本或1947年鄭豐稔編纂的《長泰新志》。而乾隆版《長泰縣志》在海內外各公藏機構不多見,目前可以查詢到北大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天津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以及臺灣的博物館有藏。民國期間,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曾藏有一套乾隆版《長泰縣志》,目前不知是否存在。
此志為乾隆十五年(1750年)張懋建在長泰知縣任上主持纂修,在明嘉靖初志、清康熙續志基礎上參稽增補。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張懋建聘請曾任翰林院編修的平和人賴翰颙到長泰任泰亨書院院長,并擔任《長泰縣志》的總纂。在編纂過程中,賴翰颙堅持“仍舊集新,撫事考信,刪繁補缺,候蒞政暇,親加筆削而論定之”的原則,為長泰編纂了一部6冊12卷近20萬字的縣志。這部縣志史料范圍廣、內容豐富、記敘全面,為后人研究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賴翰颙能詩善畫,在當時享有盛名。他一生撰寫過不少詩文,在家鄉第八代宗祠里,還留有他親筆手書的木刻對聯:“祖有功,宗有德,五世之馨香未遠;子以燕,孫以貽,百年之啟佑常新。”在他母親的家鄉平和縣蘆溪上祖寺廟里,也有他手書石刻聯一對:“豐水東流前溯源頭甚遠,乙山背拱后來地少更高。”乾隆丁丑年(1757年),皇帝南巡,賴翰颙把平時撰寫的詩作編成詩集,呈獻給乾隆帝并受到贊賞。
《長泰縣志》共有首一卷,正文12卷,分12門87目。這種結構清晰地劃分了內容版塊,便于讀者查找和研究。在內容編排上,此志繼承了明萬歷后志及清康熙志的內容,對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以前的事直接引用萬歷后志,對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以前的事則引用康熙志,并增補了此后60余年的事。增加選舉、風土二門,風土由原來輿地門風俗目與食貨門地產目合并而成,建置改為規制,食貨改為賦役。
乾隆版《長泰縣志》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付刊,刊印速度較快,反映了當時地方政府對地方志編纂的重視和效率。所采用傳統的雕版印刷技術在當時已經相當成熟,能夠保證大量復制,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作為清代的地方志,其刻印質量較高、文字清晰、版面整潔,這不僅體現了當時印刷技術的水平,也反映了編纂者對志書質量的嚴格要求。
尤其值得稱贊的是書中的長泰八景圖,雕版印刷,繪刻細膩精美——亭臺樓閣,郁郁蔥蔥,線條繁復,輕輕撫摸還能感受到紙張上墨跡的凹凸感。
長泰修志始于明朝,至民國年間先后修過7部縣志。然而,這7部縣志中萬歷前、后志已佚失無存,嘉靖前、后志也散失不全。現僅有康熙志、乾隆志和民國志三部較為完整,而乾隆版《長泰縣志》尤為重要,承前啟后,又是頗具功力的一部縣志。
乾隆版《長泰縣志·發凡》中稱:“萬歷乙巳(1605年)以前事直從管志,康熙丁卯(1687年)以前事從續志,核其是非,文其弇陋,更益以后六十余年事,新舊參稽,櫛比援拾。”張懋建在序中云:“雖不敢自信一無遺議,而集思廣益,可告無過……較之丁卯舊志(康熙志),則稍詳且慎焉。”
全書比康熙志多出二卷。從內容看,所定志類十二,曰輿地、曰規制、曰學校、曰賦役、曰典禮、曰兵防、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風土、曰藝文、曰雜志,每類各具子目。雜志兵燹一目,載明嘉靖中倭寇逼城之事甚詳,及鄭成功據島招集,親率眾萬余來攻長泰;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成功子鄭經于五月以巨艦攻海澄,六月初十日得之,遂乘勝又來攻長泰,城守黃輝開門導之入。如此類記載,均可資史傳以相參證者也。
筆者所見這部《長泰縣志》上鈐有“抱經樓”“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章”兩枚遞藏印。抱經樓是清乾隆年間寧波人盧址的藏書樓,盧址“博覽嗜古,尤喜聚書”,往往以重價購求善本,或輾轉借抄,藏書達10萬余卷。他在宅旁仿天一閣建筑,建造藏書樓,并取唐韓愈給盧仝詩中“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傳終始”之意,以“抱經樓”定樓名。藏書中有《古今圖書集成》稿本和宋刻《開慶四明續志》等珍本秘籍和鄉邦文獻。清咸豐年間,藏書逐步散佚,至清末尚存2100余種,1916年被盧氏后人全部出售給上海古書流通處。
學者周達章、周嫻華著《寧波老事體》一書稱,盧址的抱經樓在藏書上常鈐有“抱經樓”“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學者曹之在所著《中國古籍版本學》一書中稱:“相傳民國間,上海古書流通處嘗偽刻抱經樓等藏書印,且雇鈔胥多人,每日以舊綿紙、桃花紙傳抄各書,印其上,悉售善價。”這部《長泰縣志》到底是盧址的舊藏,還是上海古書流通處的作偽?需要做進一步的考證。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又稱匯堂石室,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人士在上海創辦的圖書館,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始建。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徐家匯藏書樓收藏的中文圖書達12萬冊、外文圖書達8萬余冊。中文藏書中最多的是中國各地的方志,有2000多種。1956年,徐家匯藏書樓并入上海圖書館。
1935年,圖書館學家、文獻學家金云銘在當時的第17期《福建文化》上撰文,講述了參觀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的事。金云銘花費了半天時間,查看后發現福建的方志有50多部,其中就有《長泰縣志》,只不過他看到的是民國翻印版,“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刊,計六冊”。而這部乾隆版的他卻沒有提及,可能是“漏網之魚”。
乾隆版《長泰縣志》因舊時歷年匪患兵燹,磨滅殆盡,幸得流傳者,時至今日,已稀如星風矣。各地圖書館已經難得一見,甚至有學者將1932年的翻印本誤認為是乾隆版。1935年5月,方志學家朱士嘉的著作《中國地方志綜錄》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看到南洋中學圖書館將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翻印的《長泰縣志》寫為重修本,于是在書中也將其列為新志的一種。曾在廈門大學任教的史學家兼翻譯家薛澄清看到后,在報上發文予以糾正,文稱:“福建長泰縣志,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的本子是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本子復印而來的,名為二書,實為一書,鄙人籍屬長泰,知當時將舊志交漳州三川印書館鉛印,一共翻印四百部,每部共六冊,售洋五元。朱君不知此種事實,誤以為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的長泰縣志是續修的,且又誤十二卷為二十一卷,又于附錄一‘民國所修方志簡目’,誤將此書列入福建省項下,于是乎,一誤,再誤,三誤矣。”
乾隆版《長泰縣志》具有相當重要的版本價值,詳細記載了長泰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信息,為研究長泰乃至閩南地區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可惜,目前對于這一版本《長泰縣志》的關注和研究還不夠,沒有引起學者足夠的重視。
(作者單位:廈門興才職業技術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