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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一半在閩川”，福建在宋代已成為全國文化重鎮，福建精神的核心特質在宋代也已基本形成，朱熹、鄭樵二人正是福建人開拓創新、務實進取的典型代表，二人的關系也成為民間與學界津津樂道的話題。

鄭樵（1104—1162年），字漁仲，自號溪西遺民，興化軍興化縣（今福建莆田）人，學者稱之夾漈先生，南宋史學家、校讎學家。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生于南劍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南宋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

鄭樵與朱熹均為南宋時期福建文化名人，我們在田野調查中聽到關于二人關系的種種故事，其中《朱熹訪鄭樵》的故事尤為生動。相傳，某夏六月，朱熹去往閩南任職路過莆田，到萩蘆江口時，只見山勢磅礴、龍獅對峙，心想：“龍獅守江口，江上必有圣人！”于是溯江尋圣人，一路打聽找到夾漈山。他上山去拜訪鄭樵，并提前在山門口的石頭處下馬步行以示尊重。鄭樵會見朱熹，以“四白”即鹽、姜、豆腐、水蓼四道“山珍海味”相待。二人相談甚歡，朱熹隨手寫下“云礽會梧竹，山斗盛文章”一聯贈送給鄭樵，鄭樵則贈送著作《詩辨妄》一書給朱熹。回去后，朱熹被鄭樵隱居深山著書精神所感動，又派人送給鄭樵一聯：“三十年力學不下山，度量包羅天地；五百部著述曾詣闕，精神貫徹古今。”

以上故事繪聲繪色，但也有其合理之處。陳宓《朱文公祠堂記》記載：“莆雖蕞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間，凡三至焉。”可知朱熹至少三次到過莆田（含興化縣），第一次是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從建陽趕赴泉州同安任主簿，路過興化縣，并去紅泉聽林光朝講學。第二次是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應陳俊卿之請赴陳氏莆田家塾講學。第三次是淳熙十三年（1186年），陳俊卿去世，朱熹赴莆田吊喪，并為之寫行狀。

朱熹第二次來莆田時鄭樵已去世。據此，朱熹只可能第一次路過莆田時會見過鄭樵，即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是年朱熹24歲，五月趕赴泉州同安任主簿，約六月經過莆田，或在此時與鄭樵相會。當時鄭樵50歲，已獻書宋高宗，名氣較大，“舉孝廉者三，舉遺逸者二，皆不就”。朱熹拜訪鄭樵這位學術前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這才留下了民間“下馬石”“四白菜”“延壽橋毀書”等傳聞。

然而，關于此次會面皆不見于朱熹與鄭樵的文集，甚至也不見于其他文獻記載。因此二人是否會面，今已不可確考。但是，朱熹確實吸收、繼承了鄭樵的學術思想和創新精神，尤其是鄭樵的《詩》學思想。關于《詩經》，鄭樵作有《詩傳》二十卷、《詩辨妄》六卷、《詩辨妄序》一百二十七篇、《原切廣論》三百二十篇、《詩名物志》等；朱熹作有《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說》等。

鄭樵、朱熹二人均秉持“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態度，大膽懷疑漢儒對《詩》的闡釋。鄭樵以為“《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他否定《詩序》為子夏作，以為是“村野妄人”所作。他批駁《詩序》的“美刺說”，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詩序》強加于《詩》的封建說教。

朱熹接受了鄭樵的一些觀點，把以前遵從《詩序》而作的《詩集傳》全部廢棄，另作反《詩序》的《詩集傳》和《詩序辨說》。朱熹自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疑之，后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后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

二人不僅大膽質疑，而且科學求證。鄭樵發現《詩序》作偽的方法，即文獻中雖對某君事跡無明文記載，也可依據某君的謚號來確定美刺；鄭樵考論《詩》在聲不在義，《詩》的起源與“樂”相聯系，“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孔子編《詩》與“禮”有關，可供燕享、祭祀之用，“而非用以說義也”；孔子教學《詩》，“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不是要從《詩》中求義。鄭樵認為，人們不能完全認識《詩》是因為“以大小序與毛鄭為之蔽障也”，而村里陋儒“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學，使后學不知道之大體，自漢儒始”，因此應摒棄被一度視為權威的《詩序》、鄭箋，將《詩》作為詩歌看待，作為音樂看待，還原《詩》的本來面目。

鄭樵這一觀點也為朱熹所接受，朱熹曾說：“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謚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可信。”朱熹解詩也多從詩意本身出發，“解詩人本意”，不牽強附會，他說：“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誤，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

鄭樵《詩辨妄》一石激起千層浪，遭到了守舊派的大肆攻訐。淳熙間，周孚作《非詩辨妄》“凡四十二事，為一卷”，擇取鄭氏書中51條進行反駁，代表了學術保守派的立場。就在這時，朱熹挺身而起，依鄭樵之說而作《詩序辨說》。《詩序辨說》作于周孚《非詩辨妄》之后，朱熹在序中說：“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旗幟鮮明地指出宋代文人比較相信的《詩經》各詩小序的首句也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

事實上，鄭樵、朱熹的說《詩》方式是正確的，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作《〈非詩辨妄〉跋》指出周孚墨守成規，所論大多為無稽之談，而鄭樵確有真知灼見。他贊賞鄭樵：“社會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對他，但他在很艱苦的境界里，已經把自己的天才盡量發展了，我們現在看著他，只覺得一團飽滿充足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是的，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鄭樵、朱熹二人無論生前會面與否，均不妨礙二人開拓創新、質疑實證精神的代際傳承，也不妨礙勇敢創新精神在八閩大地的薪火相傳。

（作者單位：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