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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民間信仰是漢人社會研究的經典話題，也是客家研究領域的傳統話題之一。《認同與符號：閩臺客家民眾的精神世界》（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簡稱《認同與符號》）是劉大可教授在該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認同與符號》一書綜合運用歷史學、宗教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及方法，對客家民間信仰進行了系統研究。根據崇拜對象的不同，《認同與符號》將閩臺客家民間信仰分為神明崇拜、祖先崇拜、圣賢崇拜和自然崇拜四種類型，并據此將全書主體內容分為四章。第一章以定光古佛、三山國王、慚愧祖師、民主公王、義民爺等閩臺客家民間信仰中的著名神祇為基本線索，其中重點探討了慚愧祖師信仰。第二章關注客家祖先崇拜的兩種表現形式，深入研究了閩臺客家姓氏始祖崇拜的產生與演變、信仰內容及其社會功能，以及兩岸祖訓家規所建構的共有精神家園。第三章剖析了閩臺固始傳說與閩王王審知信仰的產生緣由。第四章則通過實證研究，探討了“伯公信仰”“檳榔文化”“兒童游戲”等閩臺自然崇拜現象。《認同與符號》在歷史脈絡中動態且具體地闡述了兩岸客家民間信仰的互動發展及文化認同關系，建構了包括“邊界”“中心”“區域”等多個層次的客家民間信仰的空間維度。書名中的“民眾”與“精神世界”，進一步凸顯了《認同與符號》的主旨：聚焦于兩岸客家基層社會，探究兩岸客家人在民間信仰中所展現出的共同精神、情感和心理狀態。
一、慚愧祖師：客家民間信仰的流動邊界
在漢人民間信仰研究領域，“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論曾產生深遠影響，它們以特定的信仰對象為核心，將信仰對象“神力”所輻射的地理范圍和人群作為研究邊界，對具體民間信仰的研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以往的客家民間信仰研究也常借用“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論，著重描述某一民間信仰的歷史溯源、地理分布、組織形式、儀式過程、傳說故事等，進而探討該信仰與其所影響的地方社會或人群組織之間的內在聯系。
《認同與符號》在神明信仰研究中，借鑒了“祭祀圈”和“信仰圈”的方法論，但對其影響更深的是人類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提出的“族群邊界”理論。該理論認為，族群的存在依賴其邊界的界定，就像白紙上的圖形，是線條（邊界）賦予了它形狀。族群邊界的形成源于認同，即該族群主觀上對他者的異己感和對內部成員的根基性情感，這種根基性情感來自“共同祖源記憶”所激發的血緣性共同體想象。“族群邊界”理論并非先驗地將族群視為不證自明的存在，進而為其尋找文化指征，而是更傾向于認為族群邊界是動態變化的，形成族群的關鍵在于認同的建構。在《認同與符號》第一章中，劉大可教授以閩臺民間信仰中處于邊界位置的慚愧祖師為研究對象，與“族群邊界”理論展開了深入對話。慚愧祖師研究在閩粵臺客家民間信仰的研究中相對薄弱，劉大可教授通過大量田野調查，系統梳理了慚愧祖師信仰的起源、形態及傳播路徑，并將處在族群邊緣的慚愧祖師與處于中心的定光古佛進行了對比研究，探討了慚愧祖師信仰在閩粵臺地區的互動發展及其所形成的文化認同。這一研究極大地拓展了慚愧祖師的研究深度，是《認同與符號》對客家民間信仰研究的重要學術貢獻之一。
慚愧祖師又稱蔭林祖師。劉大可教授研究發現，閩粵臺地區主祀慚愧祖師的寺廟包括慚愧祖師信仰緣起的祖廟、臺灣慚愧祖師信仰所追溯的福建祖廟和多村共建的中心村廟；臺灣的慚愧祖師信仰主要集中在南投縣，這里的寺廟多由來自福建永定、平和、南靖三縣的移民所建。閩臺兩地的慚愧祖師信仰在傳說故事、形象、神性等方面存在差異，產生這些差異的深層原因在于慚愧祖師信仰處于“族群邊界”的獨特人文環境。福建永定、平和、南靖等地是客家與福佬族群的交匯地帶，慚愧祖師信仰隨移民傳入臺灣后，逐漸演變為當地社會族群交往的紐帶。臺灣的慚愧祖師信仰受福建永定、平和、南靖民間信仰的影響，其出生地被認定為福建平和，祖師的造像風格與三平祖師類似，求醫問藥的神異功能則與保生大帝如出一轍。通過對比慚愧祖師與定光古佛，有助于清晰地勾勒出客家的“族群邊界”。劉大可教授指出，閩臺地區關于慚愧祖師的信仰故事、宗教性質和社會功能，與定光古佛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間的差異也同樣顯著。定光古佛自五代至明清時期的發展脈絡清晰，其信仰以長汀、武平這兩個純客縣為中心，“漸次呈差序格局向周邊客家縣市傳播”。隨著客家人的遷徙，定光古佛成為閩西客家族群身份認同的文化符號。傳入臺灣后，其族群性更加凸顯，成為彰化、淡水地區閩西客家移民的標志性信仰。慚愧祖師在福建的信仰中心處于閩粵客家的邊緣與閩客交界地區，并向閩南、潮汕等福佬人地區擴散。然而，受周邊定光古佛、三平祖師、三山國王等強勢信仰的影響，慚愧祖師信仰的發展空間受限，其邊緣性進一步增強。隨著移民傳入臺灣后，慚愧祖師信仰的邊緣性得以延續，成為“福佬客”群體的典型標志。
處在“族群邊界”的慚愧祖師信仰勾畫出了客家民間信仰的流動邊界。在臺灣地區，慚愧祖師信仰在內在形象、傳說、神功、神性乃至造型上，與原鄉相比有顯著變化。劉大可教授指出，這些變化并不能構成臺灣文化的自主性特征，他進一步用客家民間信仰的擬血緣制祖源關系對此展開論證。在研究“華夏邊緣”時，王明珂提出“弟兄祖先歷史心性”的概念，認為在我國西南及南方邊疆地區，廣泛存在的“兄弟祖先說”是人們應對社會合作、區隔與競爭關系的一種方式。劉大可教授在此理論的基礎上發現，閩西客家地區不僅通過“兄弟祖先說”建構虛擬血緣關系，還利用慚愧祖師信仰、定光古佛信仰中的“兄弟神明故事”，建構了神明的虛擬血緣關系，進而形成了基于共同神緣的神緣網絡和廟際關系。該觀點深刻揭示了客家民間信仰的重要特征，擬血緣制的祖源和神緣敘事為理解閩臺客家民間信仰的差異提供了新視角。閩臺客家民間信仰的差異并非對認同的否定，相反，“邊界”實際上是對“認同”的再確認，而“兄弟神明故事”則是人們為了消弭差異、鞏固認同而選擇的“解決方案”。劉大可教授認為，閩臺慚愧祖師信仰擁有共同的母體淵源和承遞關系，其差異只是在傳播過程中為適應環境所做的調整，是受新的自然和人文生態影響而產生的新特點，這恰恰反映了閩臺民間信仰的根與葉、源與流關系。
二、中心及區域：客家民間信仰的空間維度
客家是典型的宗族社會，祖先崇拜在客家人的民間信仰生活中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認同與符號》第二章探討了始祖崇拜，第三章則討論了固始傳說，這是一種“祖先同鄉說”，其中以王審知信仰為代表的圣賢崇拜，也可以視為非姓氏的、集體的廣義“祖先崇拜”。因此，這兩章實際上都是圍繞客家祖先崇拜的主題展開研究的。《認同與符號》聚焦于這兩類民間信仰，建構了客家民間信仰在空間維度上以閩西祖地為中心，涵蓋福建、廣東、臺灣的區域范圍。可以說，《認同與符號》在對客家祖先崇拜的整體理解中，加強了對閩西“客家祖地”的論證，這是劉大可教授在客家研究領域作出的又一重要學術貢獻。
在《認同與符號》一書中，姓氏始祖被定義為閩臺客家地區某一姓氏公認的開基祖先。劉大可教授通過田野調查發現，閩西客家地區有近20位被廣泛認同的“客家始祖”。客家人“從現實生活立場出發，建構了完整的崇拜體系和多姿多彩的信仰生活。始遷地、始祖祠、始祖墓的建構，更是將姓氏宗親凝聚在具體而實在的神圣空間內，通過舉行重大的祭祀儀式和信仰活動，強化姓氏群體內部的凝聚和認同”。劉大可教授指出，姓氏始祖崇拜是一種文化基因，也是宗族內部凝聚力的源泉。大量臺灣族譜證明，姓氏始祖崇拜在閩臺客家地區普遍存在。始祖傳說的建構激發了兩岸民眾內心的共鳴，從而產生長期且穩定的群體認同意識，構筑起閩臺地區客家人共同的精神家園。祖訓家規是閩臺客家祖先崇拜的特殊表現形式，不僅反映了客家社會的結構和功能，在宗族治理體系的構建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家國互動的載體。
臺灣同胞大多數源自閩南地區，其族譜文獻顯示，他們的祖先源自河南光州固始。固始傳說在福建地區廣泛流傳，形成了一種共有的歷史記憶。劉大可教授摒棄傳統的考證方法，從人類學視角探究了固始傳說的成因，發現其不僅受到帝王故里政經特權和中原正統觀念的影響，還與地緣關系建構和圣賢崇拜等因素密切相關。固始傳說在族群凝聚、文化認同、精神教育以及文化交往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閩王王審知信仰是固始崇拜的伴生物，同樣具有族群凝聚和人群整合的功能，“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域的認同”。
《認同與符號》認為，邊界與中心并非截然分開，二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的互動關系。客家民間信仰的研究不應局限于對某一具體信仰的探討，而應從區域文化的視角來理解。劉大可教授進一步提出，閩臺兩地基于共同的地緣、血緣及自然生態，可以“衍生出共同的物緣文化與區域文化”。同時，劉大可教授關注到一個在客家研究中被長期忽視的研究領域：“物”的研究。這是劉大可教授運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對客家學研究進行的一次拓展，“物緣文化”或可成為客家學研究中新的學術增長點。
“物”始終是全球史研究的焦點，尤其是對于糖、香料、絲綢、陶瓷、茶葉等具有全球性意義的“物”，學界從傳播史和文化史角度進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物質文化史研究作為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興分支，將看似平凡的“物”納入研究視野，不僅關注人們衣食住行的細節，更將“物”與社會關系、文化價值相聯系，從而揭示了社會歷史的重要和根本性轉變。“物”的研究價值，在于其背后的精神意義，而非“物”本身。劉大可教授選取在當代臺灣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檳榔，作為對閩臺客家“物”研究的對象。檳榔在我國擁有悠久的食用歷史，因其防瘴、治瘴的藥用價值，在南方民族中備受推崇，甚至被賦予了帶有巫術性質的神秘色彩。在閩粵地區，檳榔逐漸成為祭祀鬼神的供品，并衍生出豐富的文化和社會意涵：檳榔成為夫妻的象征，進而演變成為婚俗中的信物，成為兒童、山歌、民間故事等民間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劉大可教授指出，檳榔文化隨閩粵民眾傳入臺灣，“形成了典型的閩臺物緣文化，這種物緣文化是閩臺文化根與葉、源與流關系的生動展現”。檳榔的大眾性和普及性，以及在長期使用過程中衍生出的文化意義，反映了閩臺民眾普遍的文化特征和共同的精神世界，檳榔已經成為一個跨地域的、共享的文化符號。
三、“認同的實踐”：兩岸客家的基層社會互動
兩岸的文化認同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社會實踐活動的體現。《認同與符號》深入探討了“認同”這一主題，認為“認同”是兩岸客家民間社會互動的目的與結果。“認同的實踐”即指社會互動本身。兩岸客家基于民間信仰的“認同的實踐”主要涵蓋兩個方面。
第一，臺灣客家人的族群與文化認同。劉大可教授指出，臺灣客家神明崇拜所發揮的社會功能，除了宗族和聚落保護神之外，還承擔著移民整合、族群保護神的角色。換言之，臺灣客家民間信仰的符號性特征更為突出，其影響力也更強大。劉大可教授對定光古佛、三山國王、民主公王等信仰的研究，均強調了它們在臺灣的符號性意義。臺灣的定光古佛寺廟多由客家人建立，成為閩西客家移民抵達臺灣的起點和文化活動的中心。三山國王和民主公王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也逐漸成為客家族群的象征。劉大可教授通過對1993年和2005年兩篇文獻的研究發現，客家人群體是民主公王廟的主要資助者，肩負著傳承客家文化的重要使命。民主公王信仰已演變為當地客家人的象征和符號。這一現象無疑體現了持續的文化認同實踐。
第二，臺灣客家民間信仰中的“回鄉潮”現象，體現了臺灣客家人積極踐行“認同的實踐”。改革開放以來，臺灣客家鄉親積極回鄉謁祖，尋訪民間信仰的祖源和祖廟，建立了以神緣為紐帶的兩岸關系。《認同與符號》記載了臺灣南投縣慚愧祖師廟信眾尋找祖廟的故事：管委會依據族譜和祖輩記憶及祖先牌位、墓碑等信息，最終在福建省永定縣下洋鎮太平村找到了祖廟，并連續三年組團護駕祖師回祖廟會香。此次行動是一次典型的“認同的實踐”：南投縣慚愧祖師信仰的源頭在福建，雖然已分隔200余年，兩地發展出不同的信仰表現形式，但在適當時機，同源信仰會產生出一種內在動力，促使處在不同地理空間的信仰場域（更重要的是人群組織）重建聯結和重構認同。自20世紀末以來，臺灣各地寺廟紛紛返回祖籍地進行認祖歸宗的香會活動，如以慚愧祖師為主祀的南投縣慶福寺、以定光古佛為主祀的臺北鄞山寺、臺北縣三芝鄉（今新北市三芝區）公王宮以及以天后為主祀的云林縣笨港天后宮等。這股“回鄉潮”正是“認同的實踐”的生動體現，通過兩岸信眾的持續實踐及儀式性展示，基于神緣認同的民眾認同感逐漸鞏固。
民間信仰作為一種象征，體現了兩岸民眾的“共有精神”。劉大可教授據此提出了增進兩岸認同的實踐路徑，主張“實施閩臺五大親情延續工程，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這五大工程包括鄉音喚鄉情、共享宗親親情、姻親延續、信眾親近和根親文化建設，旨在充分發揮大陸祖地的作用。概而言之，《認同與符號》的研究為促進兩岸基于民間信仰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和清晰的實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