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權所有：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和地方志編纂辦公室 各設區市、平潭綜合實驗區黨史方志部門
- 技術支持：東南網 閩ICP備案號(閩ICP備20005811號、閩ICP備20005811號-2)
福建省黨史方志
編者按
為紀念古田會議召開95周年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90周年，中共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與《人民文學》、中共龍巖市委宣傳部聯合策劃并組織了“走進紅土地 抒寫新時代”全國著名作家創作采風活動，旨在通過文學的力量，深入挖掘紅色歷史的文化內涵與時代價值，展現紅土地上發生的感人故事與不朽傳奇。
來自全國的十來位著名作家深入基層，親身感受紅土地的厚重與溫暖，用心聆聽歷史的回響，用情描繪新時代的畫卷。經過辛勤創作，多篇飽含深情、筆觸細膩的文稿應運而生，由《人民文學》集中刊發在今年第12期。這些作品不僅記錄了紅土地上那段光輝燦爛的歷史，更展現了新時代下紅土地的蓬勃生機與無限希望。
即日起，福建黨史方志網站每天刊發一文，以饗廣大讀者。這些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對未來的一次美好憧憬。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能夠激發更多人對紅色歷史的興趣與敬仰，結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10月15—16日在福建考察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做好傳承弘揚紅色文化、深化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研究闡釋等方面的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的閩西山村，呵護著三十六歲的毛澤東，承載起他陷入革命和人生雙重低谷的歲月。
革命陷入低谷，是因為離開井岡山后，紅四軍內部圍繞如何建黨建軍的大原則，發生了激烈爭論。六月下旬，在閩西龍巖城公民小學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還背了一個“嚴重警告”處分，不得不離開紅四軍。
沒有毛澤東掛帥的紅四軍，日子很不好過。當選前委書記的陳毅后來說：“我掛了幾天帥，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這樣，你不在那個位置上，不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較，就覺察出來了。”八月間，陳毅離開紅四軍，前往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軍中靠同樣背著“警告”處分的朱德來孤掌大局。紅四軍“三巨頭”分開了，內部出現了危機。
溶洞與竹寮
毛澤東七月上旬離開紅四軍到上杭那天，顯然很不痛快。隨行的江華曾回憶：“由龍巖出發時，把我們的馬也扣留了。那時候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意氣難平的毛澤東后來說，這是把他“趕出紅軍”。
讓毛澤東更為痛苦的是，得了一場大病。閩西山區的夏天，蚊蟲肆虐，他染上惡性瘧疾，俗稱打擺子，好一陣，壞一陣，再加上腳病、便秘等，頗受折磨。他先后在上杭縣古田鎮的蘇家坡和永定縣岐嶺鄉的牛牯撲養病。一聽地名，便明白這里是偏僻的大山深處。
蘇家坡村外的半山腰，有一個天然溶洞，叫圳背巖洞。洞里空間不小，中間有一塊突起的石頭。毛澤東兩度在這個洞里休養，第一次是七月下旬，第二次是十月下旬到十一月。白天，為了安全，他化名楊子任，常常費力地爬山進洞，發病時則被人背入洞中，在那里讀讀《龍巖縣志》《長汀府志》之類的書，有時陷入沉思。其實，當時能找到的書很少，逼得毛澤東在蘇家坡時，用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讀了本《模范英語讀本》，實際上是民國時期的中學英語課本。精神好時，便請人來洞中談話。比如，毛澤東在洞中，就和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討論過“領導者的責任是什么”這樣的話題。因洞里潮濕，晚上回村睡覺。來來回回，村民們都不知道這位古怪的楊先生是干什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知道當年的楊先生便是毛主席。如今，蘇家坡人在洞口樹立一塊“主席洞”的牌子。
時局和病情都在惡化。毛澤東在八九月間，又被抬在擔架上，轉移到永定縣岐嶺鄉金豐大山深處只有十來戶人家的牛牯撲村。不久，國民黨的民團聽說有“赤匪”頭目，要進村搜查，地方黨組織干脆在大山更深處蓋了一座只有十來平方米的客家竹寮。毛澤東在這里住了二十八天。因為附近的山地曾被稱為饒豐山，他便用毛筆在一塊木板上寫上“饒豐書房”，掛在竹寮門口上方，依然是一派風雅。
“書房”里的生活，并不枯燥，也非閑情雅致。雖然比不上年輕時住過的岳麓書院，除了讀書、寫作，更有鄧子恢、張鼎丞一大批閩西干部經常出入，聽他講如何建立閩西革命根據地“天下大計”。饒豐書房，竟有了些岳麓書院的氣息。只不過，毛澤東從一個求學的書生，變成了講學的先生。如今的網絡，稱毛澤東為“教員”，看來也不無來由。
有人碰到這位楊先生，感覺他談吐不凡，還一頭長發，定是大人物，便把消息傳了出去，引來國民黨六百多人的保安團進山圍捕。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第一大將的粟裕率一個連在前面抵擋，槍聲越來越近。情急之下，一位叫陳添裕的農民，硬是背著毛澤東跑了十來里的羊腸小路，才脫離險境。
生“死”·擔架·詩詞
住在山洞和竹寮里的毛澤東，仿佛在紅軍中消失了。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申報》在第四版登載國民黨將領張貞發自福建的電報：“毛澤東在龍巖病故。”十月二十一日，該報又據來自汕頭的電報，稱“毛澤東在上月（即九月）暴死”。
這樣的消息，在外界引發一陣情感波瀾。民國元老、詞壇領袖柳亞子寫詩悼念，稱頌孫中山和毛澤東，是“并世支那兩列寧”。無獨有偶，這個時候，有一個叫徐雉的浙江作家，大革命時期和毛澤東在南昌曾有一面之緣，還向毛澤東索要過一張名片。他發表一篇題為“嫌疑”的小說，說到主人公因寫了一篇《毛澤東的名片》的文章，受到國民黨當局迫害。
一九二九年的毛澤東，就這樣被文學界第一次寫進了詩詞和小說當中。
不光國內有人相信這個誤傳的消息，連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也相信了。《國際新聞通訊》發了一則一千多字的訃告，稱“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在福建前線逝世”，還說“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毛澤東果真完成了他的使命？沒有，遠遠沒有。徘徊于生死之間的毛澤東，依然要生龍活虎地去完成他的使命，而且充滿詩意。
其實，處低谷之境，革命者和詩人的激情，在毛澤東心中并沒有停止涌動。
卻說毛澤東牛牯撲脫險后，被人用擔架抬到了永定縣的合溪鄉繼續養病。九月下旬，紅四軍攻占“鐵打的上杭”縣城后，朱德在縣城主持召開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會前通知毛澤東回來參加“八大”，毛澤東瘧疾正發作，加上個性倔強，竟回信說，“我反對敷衍調和的、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打倒陳毅主義，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次大會了”。看來他心里對紅四軍“七大”的遭遇，還存有不小的火氣。收到毛澤東的回信，紅四軍前委也動了氣，又給了毛澤東一個黨內警告處分。畢竟要服從組織，病得支不起身板的毛澤東，只好讓人用擔架抬到上杭縣城，但爭論了三天也沒有結果的紅四軍“八大”，已經結束了。大家見他身體虛弱，渾身浮腫，讓他繼續養病。
毛澤東又被擔架抬回了合溪鄉。擔架上的毛澤東并非不關心紅四軍的命運，他為紅四軍打下上杭而高興，而且突然來了詩興。這期間，一首《清平樂·蔣桂戰爭》出來了，下闋直陳：“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這“分田分地真忙”，斷非虛言，是對閩西土地革命的一種白描。毛澤東在七月間指導的中共閩西“一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只沒收地主和福會公堂的土地，對中小地主和反動分子的家屬，要給予出路，要保護工商業者，分田按鄉村人口，男女老幼平均分配。這個政策一落實，在閩西的長汀、連城、上杭、龍巖、永定數縣范圍內，約有六十萬無地的農民得到了土地。閩西“金甌一片”的土地革命形勢，漸入佳境。
十月十日前后，毛澤東坐在擔架上再次來到上杭縣城。一路上，秋高氣爽，山巒競秀，黃菊遍野，溪流潺潺。十月十一日，正好是重陽節，這是個讓詩人抒發人生感慨的日子，毛澤東不由得移情于景，涌出一首《采桑子·重陽》。下闋寫道：“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此詞作于何時？原題“重陽”即已明示。作于何地？過去一直說是上杭縣城汀江之濱的臨江樓，現在也是這樣宣傳的。但是，一查毛澤東一九六三年編輯《毛主席詩詞》時的清樣稿，此詞開始題為“江西廣昌縣路上作”，接著改為“廣昌路上作”，最后才改定為“重陽”。這說明，在毛澤東的記憶中，此詞作于“路上”，而非“樓上”。說是“廣昌路上”，或是作者記憶所誤，因為重陽節前毛澤東并未去過贛南那邊的廣昌，一直在閩西永定縣的牛牯撲和合溪鄉養病。毛澤東既然對“路上”作詞的印象如此之深，那么此詞應是“上杭路上作”，也可以說是“擔架路上作”。
在秋氣逼人，菊花惹人的擔架路上，毛澤東拋卻了傳統“悲落葉于勁秋”的凄絕感傷，突顯出“戰地黃花分外香”的豪情和樂觀。這是全詩的詩眼所在，是對生命、對革命、對閩西大地和自然秋色的禮贊。
這次進上杭，命懸一線的毛澤東，竟然奇跡般地迎來轉機。在縣城，終于找到一名西醫治療，用了當地極其珍貴的金雞納霜（奎寧）。有人說，當地沒有這種藥，是中共閩西特委派人到上海搞來的。
但是，毛澤東進城只十來天，危機再次來臨。敵軍逼近上杭，毛澤東和鄧子恢率閩西特委機關只好撤出縣城，回到那個有天然溶洞的蘇家坡繼續休養。
從文昌閣到萬源祠
十一月下旬，一匹快馬從前線給毛澤東送來一信。信是接替毛澤東任前委書記的陳毅寫的，大意是：我這次到上海中央去了一趟，現在回到了部隊；我們爭論的問題解決了，紅四軍“七大”是我犯了一個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此間同志也盼你回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從上杭蛟洋抵達長汀，毛澤東、朱德、陳毅“三巨頭”又齊聚會合了。他們要干更大的事情了，毛澤東和紅四軍的命運將發生根本轉折。
其實，養病之初，在毛澤東剛剛離開的蛟洋，他就干了一件大事。他以前委特派員的身份，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黨代會。地點是上杭蛟洋的文昌閣。
為祈求文化昌盛，許多地方都建有文昌閣。蛟洋的文昌閣造型獨特，是寶塔式與宮殿式的結合，從外面看有六層，里面實際只四層。一至三層分別供有孔子、文昌帝君、文魁星塑像。據說自乾隆年間建成文昌閣，當地果然文運亨通、才士輩出。辛亥革命后，文昌閣改成廣智小學。
文昌閣是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養病的第一站。剛到這里時，鄧子恢等人籌備的中共閩西“一大”，準備在七月十一日開幕。毛澤東了解情況后，認為準備不夠充分，代表們對黨的土地政策、政治工作、黨務活動，以及如何武裝群眾進行軍事斗爭，當地的經濟現狀如物價高低、洋貨買賣、農業收成等方面的情況，還不是很熟悉，不利于黨代會做出決議。他讓已經聚在一起的代表們又分散下去搞調查研究，會議推遲九天才開幕，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毛澤東的報告從國內外大形勢說起，提出要把閩西和贛南兩塊紅色區域連成一片，這是建立中央蘇區的最早謀劃。
毛澤東對閩西工作的要求也很明確，就是要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武裝、消滅民團土匪、發展黨組織、建立政權。可惜，在毛澤東參加各項決議討論時，病倒了。但閩西的革命形勢，卻迸發出異常的活力，上了一個大臺階。回蕩著毛澤東聲音的文昌閣，確實靈，成為閩西革命的寶地，甚至被喻為黨的發展在閩西的“紅船”。
對整個黨和紅軍的發展來說，在閩西最有名的“紅船”，無疑是上杭古田鎮的萬源祠。因為著名的古田會議是在這里召開的。
萬源祠由廖氏家族始建于一八四八年，故稱廖氏宗祠。有意思的是，一八四八年正是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的那一年。取名萬源，看起來作為宗族祠堂，也是有些追求的。比如，建筑中隨處可見一些詩書禮儀賢孝方面的故事彩繪，特別是大門口青石條外側鐫刻的那副對聯“學術仿西歐開弟子新知識，文章宗北郭振先生舊家風”，真有些守正納新的意味。而古田會議，無疑是守正創新，可謂是“思想宗馬列開紅軍新境界，風格重國情樹中共好傳統”。
萬源祠是坐東朝西的兩進四合院，古田會議的會場設在后廳。左廂房是毛澤東、陳毅會議期間的辦公室，右廂房是朱德會議期間的辦公室。“三巨頭”相聚，有了人氣，也有了熱氣。但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閩西的天氣卻異常陰冷，只好在會場里擺了一些火盆。九十五年過去了，在用三合土壓磨而成的地面上，代表們當年烤火取暖時殘留的黑色碳跡，還清晰可見。似乎在提醒到這里參觀的人，一九二九年冬天萬源祠里的一把火，一直映照到了今天。
經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養病期間的思考沉淀，毛澤東對紅四軍“七大”“八大”表現出來的錯誤思想，逐漸清晰了。建立一支什么樣的黨的隊伍，建立一支什么樣的紅軍隊伍，特別是怎樣去建立，這些問題，他都有了比較明確的答案。吃一塹長一智，開代表大會，是異常嚴肅的事情，不能像紅四軍“七大”“八大”那樣沒有預案去搞極端民主化。必須精心籌備，在程序上確保會議的成功。
毛澤東事先召開了各種各樣的調查會，啟發大家談問題，還參加討論。接著召開各級黨代表的聯席會議，鼓勵大家發表意見，指出黨和紅軍中存在的問題。毛澤東還指導各提案小組經過十多天的討論，研究各種錯誤思想傾向的根源、危害以及糾正的辦法。會前，毛澤東起草了長達三萬字的八個決議案（統稱《古田會議決議》）。做足了功課，紅四軍“九大”只在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開了兩天。
古田會議最重要的貢獻，是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兩年多的經驗教訓，澄清和批評了紅軍隊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明確紅軍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要受黨的絕對領導。還有，在農民黨員占多數的情況下，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黨以后，尚需經歷一個在思想上入黨的過程。為此，黨史稱古田會議確立了政治建軍、思想建黨的大原則。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徹底誕生了。毛澤東重新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
從文昌閣到萬源祠，毛澤東主導的閩西“一大”和古田會議，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閩西召開的兩個最重要的會議，相隔近半年時間，跨越毛澤東從發病到痊愈的一頭一尾。
戰馬上的大轉身
對毛澤東來說，一九二九年顯然是在愉悅的氣氛中結束的。他和紅四軍，乃至中國革命，從低谷走向高潮，來了一個大轉身。
翻過年來，毛澤東在古田鎮的協成店寫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月七日那天，便意氣風發跨上久別的戰馬。這匹戰馬是當時擔任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的傅柏翠此前贈送的，毛澤東稱他為“閩西傅先生”。半年沒有指揮打仗了，這一次，他率領紅四軍一部，經閩西的連城、清流、歸化、寧化諸縣，翻越武夷山南部，西進贛南縱橫馳騁，為土地革命開疆拓土。
毛澤東這一轉身，告別了擔架。騎在馬上的毛澤東，何等豪邁，再次涌動詩情。極目武夷山下，迎面而來的是“風展紅旗如畫”；揮師西進贛南，他的感覺是“風卷紅旗過大關”；紅四軍兵鋒所指，是“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壯觀場面。如此這般，不正是他在古田鎮暢想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風景嗎？
毛澤東這一轉身，暫別了閩西。騎在馬上的毛澤東，難免回首望望，或許感慨萬千。在他的身后，半年歲月，跌宕起伏的革命和人生，經歷的一洞一寮、一“死”一生、一閣一祠，還有一副擔架和兩首詩詞，漸漸嵌入閩西土地，成為永恒的閩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