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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根據組織安排，年方22歲的鄧小平和十幾名同齡青年由法國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6月，在填寫該校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時，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適合”一欄中這樣寫道：“能作宣傳及組織工作。”鄧小平一生戎馬倥傯、治國理政。這個中肯的評價，在鄧小平后來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證。然而，這個自我評價鮮為人知。

在戰爭環境中，宣傳工作須臾不可缺少，對此，鄧小平駕輕就熟。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鄧小平已經顯露出善于搞宣傳工作的特長。其時，他一邊做雜工，一邊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后改名為《赤光》）雜志的編輯工作。他勤于思考，思維敏捷，口才流利，發表的文章充滿激情、言辭犀利。也因此，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他被編在了以“理論家小組”著稱的小組里。作為中共黨小組組長，他經常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同國民黨右派進行辯論，結果得到大家的一致贊賞。

這些經歷使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與宣傳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在中央蘇區時，他領導創辦了中共瑞金縣委機關報《瑞金紅旗》，擔任過幾個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在1933年因遭受錯誤路線的打擊而陷于人生最困厄時，又重操“油印博士”的舊業，主編起《紅星》報來。鄧小平擔任《紅星》報主編期間，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順利的時期，但卻是他搞宣傳工作“最專業”的時期。

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提名下，鄧小平重新回到部隊任職。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從宣傳部門開始的，即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此后，由于出色的工作，一直升至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從這時起，作為政治主官，鄧小平和軍事主官劉伯承一起并肩戰斗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戰略戰術，共同指揮戰役戰斗，帶出一支威名遠揚的劉鄧大軍，留下“劉鄧不可分”的佳話。軍隊政治工作的經歷，奠定了鄧小平作為一名偉大的軍事家的基礎。

政治主官的職責之一就是要做好宣傳工作。這是因為，在戰爭環境中，宣傳工作須臾不可缺少。對此，鄧小平自然駕輕就熟。在千里挺進大別山之時，當劉鄧收到毛澤東打來的機密電報，說陜北“甚為困難”，劉鄧二話沒說，立即行動，堅決地搞長距離無后方作戰。這是一副重擔，困難可想而知。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政治動員和宣傳鼓動就顯得極為重要和迫切。他明確提出了“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的宣傳口號。無疑，這些宣傳鼓動工作對創建和鞏固大別山根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進城以后，鄧小平的職務變了，工作內容變了，但他對宣傳工作的重視沒有改變，而且更加強了。比如，1951年1月他在西南區宣傳工作會議上就強調“宣傳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糧草”，“我們不宣傳，敵人就要宣傳”。再比如，1975年鄧小平復出抓全面整頓時，針對“四人幫”在輿論宣傳方面的烏煙瘴氣，他解放了黨內一些受迫害的“筆桿子”，在思想理論方面組織撰寫文件和文章，配合各個領域的整頓。當時形成了三個文件《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這三個文件雖然被“四人幫”污蔑為“三株大毒草”，但恰恰是由于印發批判，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鄧小平的真正主張，從而為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奠定思想輿論基礎。這恐怕是“四人幫”始料不及的。

在瞬息萬變的作戰中，鄧小平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受到毛澤東的倚重。鄧小平說自己能做組織工作。的確，這是他的特長。黨組織對他的鑒定也是如此。1926年5月，來蘇聯訪問的馮玉祥希望蘇方選拔幾十名優秀共產黨員到他的部隊做政治工作。鄧小平被列入選派人員名單，黨組織對他的鑒定是：“非常積極，有能力，是一名優秀的組織工作者。”“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

最能體現鄧小平組織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擔任過三次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務。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當時正處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時期，23歲的鄧小平作為中央政治局的秘書堅守崗位，做會議記錄，安排會務等，工作非常干練。因此，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周恩來等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第二次是遵義會議前后，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擔任中央秘書長。他負責毛澤東行軍打仗期間的日常安排。這是毛澤東對鄧小平信任，也是發揮他的特長，對他的“知人善任”。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任命的，這次會議還任命鄧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小平黨中央秘書長的職務保留到1956年9月黨的八大。但實際上，他擔任黨中央秘書長性質的工作應該從1952年8月進京時算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長達14年之久。

從某種角度講，鄧小平能做宣傳工作的最大標志是鄧小平理論的形成。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帶領全黨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這項前無古人的新事業中，鄧小平一如既往，非常重視宣傳和組織工作。

關于宣傳思想工作。比如，他提出黨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任務；領導和推動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大討論；提出要反對“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有什么反什么，哪種傾向突出就重點反對哪種傾向，等等。特別是兩個宣言書，即：1978年12月13日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1992年的南方談話，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從某種角度講，鄧小平能做宣傳工作的最大標志是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它為我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踏步向前推進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論指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總之，鄧小平的一生波瀾壯闊、光輝偉大，從形式上講，他做的事情概括起來就是宣傳和組織工作。這和他年輕時對自己適合做什么工作的評價是相吻合的。（2014年6月30日《北京日報》蔣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