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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樹立大歷史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對中共黨史研究提出的要求。他指出：“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這個要求同樣適用于中國歷史研究和世界歷史研究。
樹立大歷史觀，首先就要確立科學的時空觀
歷史發展、歷史變動、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發生或起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時間和空間，就沒有歷史。因此，樹立大歷史觀，首先就要確立科學的時空觀。
科學的時空觀，是從貫通古今中外的視角審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研究理念。它既可以運用于歷史研究，也可以運用于現實研究，還可以運用于對未來的研究。
這種科學的時空觀，有其完整的坐標系。這個坐標系的橫向軸即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時間軸，從人類的起源到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再到人類社會的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直至當代史，這是這個時間軸的歷史部分，屬于過去時。如果按照一般意義的歷史的時空觀來說，沿著人類起源的時間軸研究到當代史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使命了。
但對大歷史觀來說，這還遠遠不夠，還要“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落實到中共黨史研究上，就需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美好未來”。
因此可以說，這種科學的時空觀，在其時間軸上是一種打通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時空觀，體現著大歷史觀的本質要求，成為受大歷史觀支配、又是大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時空觀。
再看這種科學的時空觀坐標系的縱向軸，也就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空間軸，體現的是本國與世界的關系。
人類的起源，原本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最初形成的是各種原始部落。隨著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并逐漸有了民族分野，出現了國家，不同的人便因不同的地緣和血緣從屬于不同的國家。歷史發展是如此，歷史學家也是如此。他們對歷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階級的立場和國家（民族）的立場。
與此同時，各國的歷史發展盡管各有不同，卻總是受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支配著的。而且自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技進步、文化教育發展、人類交通能力和交往水平的提升等等，各國的歷史發展越來越融入世界歷史之中，直到如今國與國之間、各國與世界之間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世界歷史大格局。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研究需要突破原先的狹隘眼界和狹小格局，更需要突破在這種眼界和格局下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種族優越論，樹立一種體現大歷史觀要求的打通本國與世界的時空觀。當然，這種科學的時空觀并不排斥基于本國立場的歷史研究。
恰恰相反，堅持中國傳統、中國特色，堅守中國立場、中國表達，正是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前提條件。弘揚具有博大胸懷和使命擔當的愛國主義，也是中華史學的光榮傳統。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不僅要有鮮明的中國立場，還要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的中國站位和世界抱負。
而從世界文明發展的總趨勢、總要求看，強調人類歷史發展的同一性是以充分尊重各國發展的多樣性為前提的。“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才是真正的歷史研究中的世界主義。
將這個科學時空觀的坐標系結合起來考察就會發現，不僅這個坐標系的時間軸是延續不斷的，而且其空間軸也是延續不斷的。這個空間軸不僅僅停留在與時間軸交叉的某一個點上，而且作為一個世界史與本國史貫通的橫截面，展開于人類社會發展史從古至今的任意一點上。
當今的考古學也印證了這一點，早在人類的史前時代，人類之間的交往的廣度與頻繁程度就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所以，將歷史、現在與將來貫通，將本國與世界打通，既是樹立大歷史觀的要求，也是歷史學深化拓展的自身要求。
確立科學的時空觀，絕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主觀臆想，而是有著深厚的中華優秀史學傳統。西漢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提出他的史學思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就是秉承這一史學思想寫成的。
當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愿，只有在歷史唯物主義問世后，才能真正實現。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提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隨后，在延安整風中指導中央學習組研讀黨的歷史之時，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中，進一步提出“古今中外法”。他認為：這個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他強調：“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系弄清楚”。毛澤東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對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繼承和發展，把它重新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
樹立大歷史觀還要解決好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樹立大歷史觀還要解決好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要用歷史長周期的觀點研究問題。從歷史長周期比較分析中進行思考和研究，是樹立大歷史觀的基本要求。這就要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或發展階段，放在歷史長河中去認識和把握，才能準確把握其演變機理、基本規律、重大影響、地位作用，避免“盲人摸象”“一葉障目”“鼠目寸光”。
例如，我們在深刻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歷史意義及其基本規律時，就必須把這兩個三中全會放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史和70多年的新中國史中加以考察，而不能僅僅考察這兩個三中全會前后的一小段歷史。
由此，我們才能深刻認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科學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經驗和基本規律，推動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形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邁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一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系統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創新發展，還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改革開放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階段。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在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又如，在闡述改革開放的深厚歷史蘊含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二，要依據歷史方位研究問題。依照社會發展階段和社會主要矛盾，依照黨情國情世情變化，明確所處的歷史方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條成功經驗，也是樹立大歷史觀的一個重要準則。我們說，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需要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歷史環境中去考察，說到底也是要依據當時所處的歷史方位來做客觀的、歷史的判斷。
例如，我們要認識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就必須清楚地了解當時中華民族所處的歷史方位，清楚地了解中國共產黨依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的特點而對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才能深刻地認識和分析中國共產黨自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后所作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和策略調整、一系列重大決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階級關系的重大變動，才能深刻認識到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才能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新階段做出的科學判斷，同樣是科學判斷黨和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的結果。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個歷史方位的科學論斷，正是依據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出的。
在擘畫“十四五”規劃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歷史經驗，又將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探索、百年奮斗歷程同實現現代化的偉大歷程、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非凡歷程緊密結合起來，提出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并科學分析了這一論斷的歷史依據、理論依據、現實依據。
上述對新時代新階段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黨和國家歷史方位重大變化的科學分析和科學論斷，表面看是針對當前的，但從實質上卻是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現實，通過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黨和國家歷史方位發展變化貫通起來，使我們獲得了一種從歷史發展長周期研究問題的縱深感、厚重感和透徹感。
第三，要把握重要歷史節點研究問題。歷史發展是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統一。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時而波濤洶涌，時而細水潺潺，總會形成諸多重要的歷史標志和歷史轉折。圍繞這些歷史節點，歷史發展呈現出階段性變化。
例如，在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與歷史必然性時，習近平總書記系統回顧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500年歷程，系統回顧中華文明5000多年發展歷程，強調：“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又如，在闡述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要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開展研究，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講清楚為什么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講清楚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講清楚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講清楚為什么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并不斷完善發展，引導人們以史為鑒、以史為師，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四，要把握好歷史、現實、未來的內在聯系。貫通歷史、現實、未來，是大歷史觀的基本要求。“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也是充分發揮中共黨史研究的教科書和營養劑作用的學科優勢。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例如，在闡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時，習近平總書記在回顧1840年以來的歷史時指出：“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說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近代以后，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但是，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于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始了建設自己國家的偉大進程，充分展示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的今天，正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艱辛探索，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的明天，可以說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歷史思維的重要作用是以史鑒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新時代推進改革發展穩定遇到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遇到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把新時代治黨治軍治國遇到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放在歷史長周期里去考察，用打通歷史、當代與未來的大歷史觀去考察，更加深刻地了解我們從哪里來、現在走到了哪里、又將向哪里去，把握發展大勢和總趨勢。
“只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正是這樣一種大跨度、大視野、大格局的縱覽與概括，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一貫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獨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