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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必須不斷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相較于“中國”“世界”“人民”這樣相對具象的發問主體而言，“時代”無疑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實際上，時代關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方位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剖析與診斷人類社會的歷史分期與階段性特征的重要概念。那么，馬克思主義是如何理解“時代”的呢？

首先，立足辯證唯物主義，直面社會現實問題，才能正確觀察時代。馬克思指出，“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只有抓住了最為迫切、最為普遍的社會現實問題，才能真正感受到時代發展的脈動，從而立足于辯證唯物主義的牢固地基之上正確地觀察時代，而非依賴于純粹思想觀念的玄想之上臆測時代前行的軌跡。西方的古希臘神話曾將人類社會劃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和黑鐵時代等五個時代，基督教也有無罪時代、良心時代、人治時代、應許時代、律法時代、恩典時代和國度時代的時代劃分方式，近代自然法學派則區分了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兩種人類社會的時代。這類訴諸神話、宗教、觀念、教條與幻想的時代觀察與判斷方式，在馬克思同時代的、以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德國歷史編纂家”身上仍普遍存在，“對于德國歷史編纂學來說，問題完全不在于現實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純粹的思想”。比如黑格爾根據世界精神發展的程度，將人類社會分為只知道一個人自由的東方時代、知道少數人自由的古希臘羅馬時代和知道全體人自由的日耳曼時代，而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等人根據“類”“自我意識”“唯一者”等思想觀念對時代進行的抽象判定與區分，則不一而足。中國古代社會也曾流行以“五德終始說”來解釋王朝興替與時代變遷。在實現哲學革命的過程中，馬克思明確拒斥了上述“純粹觀念式的時代觀”，主張“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人的思想的真理性應該在實踐中得到證明，而“思想”一旦離開“現實利益”，就難免會使自己出丑。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每個時代的謎語是容易找到的。這些謎語都是該時代的迫切問題”，真正的現實問題是“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

其次，立足歷史唯物主義，洞悉社會基本矛盾，才能準確把握時代。觀察時代的正確視角，需要在直面現實問題中獲得，而對現實問題的深入剖析，則需要在洞悉社會基本矛盾中實現，如此，方能準確把握到時代發展的脈搏。馬克思認為，“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實際上，馬克思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社會生產方式的階段性特征和社會主體的生存樣態這三個維度，對人類社會的歷史進行了時代劃分。第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主要體現在生產工具或勞動資料的使用上，“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據此，馬克思把人類社會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大機器時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同樣基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把人類歷史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第二，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包含了二者的相互矛盾運動，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階段性特點，“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第三，不同的歷史時期人類的生存樣態是不同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依此區分了三個時代：人的依賴關系的時代、物的依賴關系的時代和自由個性的時代。從本質上講，這三種時代劃分標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可以說，人的依賴關系的時代，對應前資本主義的共同體社會形態，以石器、銅器或鐵器生產為主，人們之間主要由血緣、權力等因素主導的人身依附關系相連接。物的依賴關系的時代，對應建立在大機器生產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商品交換成為個人的普遍生存條件，個體在其揣著貨幣的“衣袋里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自由個性的時代，對應大機器及其智能化生產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社會，它在吸收第二種社會所創造的積極成果的基礎上，使社會財富復歸于人，進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的充分實現。

最后，立足大歷史觀，明辨大時代與小時代的辯證關系，才能積極引領時代。只有同時運用大歷史觀的望遠鏡與顯微鏡，充分考慮大時代的大趨勢與小時代的具體特征，才能引領一個國家或民族勇立時代潮頭。馬克思不僅從大的歷史時代分析人類社會的歷程，而且也辨析其某一時期的“小時代”特點。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把資本主義分為15—17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初期、17—18世紀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和18世紀末以后的大工業時期。十月革命后，列寧根據世界歷史形勢的新變化，判斷人類已進入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并且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到壟斷的帝國主義階段。毛澤東在肯定資本主義走下坡路、社會主義走上坡路的時代大勢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中國革命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步走戰略。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審時度勢將“和平與發展”確立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并強調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牢固樹立大歷史觀，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把握世界歷史的發展脈絡和正確走向，認清我國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沿革和實踐要求。一方面，“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圍依舊處在大機器生產與“物的依賴性”的階段，依舊處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占據優勢的階段，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特征在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方案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選擇。因此，只有在大歷史觀的視野下，明辨大小時代的辯證關系，既掌握世界歷史發展的大勢和規律，又洞察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與時代特色，才能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號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才能積極引領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