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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古田會議確立的思想建黨原則，初步回答了在黨員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為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方向指引，是我們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黨在幼年時期面臨的一個難題
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就面臨擴大黨的群眾基礎與鞏固黨的階級基礎、保持黨的先進性之間的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其成分應該主要為產業工人。從理論上說，大量吸收非工人成分入黨，會減少工人的占比，削弱黨的階級基礎，影響黨的先進性。既要吸收更多的群眾加入黨組織，壯大革命力量，又要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對處于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難題。
大革命時期，按照共產國際給中國革命開出的藥方，我們黨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與國民黨一道反對軍閥統治。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背叛了革命，黨的工作重心不得不轉入農村，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就越來越占居多數。
對于這個新情況，共產國際批評中國共產黨重視農民甚于重視工人，擔心把工作重心長期放在農村會喪失無產階級先進性，要求加緊在工人中發展黨員，提拔工人出身的黨員到領導崗位。1928年六七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工人化”。
面對革命斗爭必須大量發展黨員的迫切需要，許多基層黨組織左右為難：不發展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入黨，我們黨就無以壯大；發展他們入黨，與經典作家的論述以及共產國際的態度、中央的政策主張不符。
毛澤東為解決農民等入黨問題進行了艱辛探索
1929年3月，紅四軍第一次由贛南進入閩西。隨著軍事上的勝利，紅軍隊伍和黨的組織迅速壯大，黨員構成也發生變化。據1929年5月的統計，紅四軍全軍約4000人，其中黨員1329人，占33.2%。在這些黨員中，有工人310人，占23.4%；農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學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占70%。在此情況下，軍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殘余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有所發展。
農民處于受剝削、受壓迫地位，具有革命性；作為小生產者，又有落后、自私、狹隘、保守的性格。他們大量加入紅軍和黨組織，必然將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帶進來。如何使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黨員占多數的黨組織保持先進性，不僅對于紅四軍，對于整個紅軍乃至全黨，都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紅四軍于1929年5月第二次進入閩西后，在軍隊建設問題上領導人之間產生了一些不同看法，作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著手解決紅軍建設中的主要問題。5月底至6月初，紅四軍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討論軍委機構。毛澤東在一次復信中提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于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我們必須和這種思想（主要的是思想問題，其余是小節）奮斗，去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凡有障礙腐舊思想之鏟除和紅軍之改造的，必須毫不猶豫地反對之，這是同志們今后奮斗的目標。”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得到采納。
1929年8月，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工作及爭論情況。9月28日，中央發出周恩來主導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指出，“紅軍的來源只有收納廣大的破產農民，此種農民固然有極濃厚的非無產階級意識表現，但只有加強無產階級意識的領導，才可以使之減少農民意識，決不是幻想目前紅軍可以吸收廣大工人成份來改變紅軍傾向的。”
在九月來信的推動下，紅四軍于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由8個決議案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第一個決議案《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概括了非無產階級思想的8種表現，分析了它們得以形成的客觀原因和產生影響的主觀原因。第3部分《黨內教育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即通過教育肅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錯誤的思想導致錯誤的行為，正確的行為源自正確的思想。思想建黨的要義在于，用無產階級思想替代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即通過“換腦筋”保持黨的先進性。
黨的歷史實踐驗證了思想建黨原則的正確性
紅四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面對革命斗爭發展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黨員的迫切需要及中央對發展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黨員的重重顧慮，毛澤東創造性提出思想建黨原則，破除了發展黨員問題上的唯成分論，解決了既要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又要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難題。
從黨的歷史來看，思想建黨原則的確立，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一次十分可貴的實踐。我們黨自成立以來，長期面臨實事求是地對待馬克思主義與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與接受共產國際指揮之間的矛盾。在發展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入黨問題上，也是如此。
在毛澤東看來，不能因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大量入黨帶來了問題就對他們采取“關門主義”，必須根據中國具體國情和條件的變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能簡單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辦。一個人的出身固然不能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思想可以改變。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經過思想改造，完全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許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紅軍戰士，由最初自發反抗剝削壓迫、解放自己，到立志解放天下受苦大眾、解放全中國，經過革命斗爭的洗禮，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個事實，也驗證了思想建黨原則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