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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黨史方志
真實是歷史研究的“生命線”，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既要有廣闊的宏觀視野，又要有必要的細心考證，要對事物的復雜性有足夠的估計，并且使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明白“探索”是黨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詞。
承三聯書店的好意，讓我將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所寫的一些論文編成《向開國領袖學習工作方法》《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轉折年代——中國·1947》《聯合與斗爭——毛澤東、蔣介石和抗戰中的國共關系》《第二條戰線——論解放戰爭時期的學生運動》等幾本集子出版，并且起了一個總的名稱——“金沖及文叢”。出版之后，似乎還引起一些讀者的關心，其中《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一書發行了11萬多冊，這是我沒有想到的。現在，希望我寫一點編寫過程中的心得體會，我自然很難推卻。
習近平同志說過，“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可以說是前人實踐的記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它幾十年來在實踐中探索前進的寫照。研究它，可以使人了解中國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和智慧，也可以提高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覺和自信。
但要做到這一點，實非易事。研究黨史，其實始終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要說體會，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只能簡單地說這樣幾點：
第一，真實，是歷史研究的生命所在。記得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我不怕后人批評我，就怕后人誤解我。這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誤解基礎上的批評肯定毫無價值。歷史畢竟是已經消逝的過去，有些重要事情未必都有記錄留下。為了弄清歷史的真相，首先要有“上窮碧落下黃泉”那股勁，盡力搜集并挖掘比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經過縝密的比較研究，力求弄清事實是怎樣的，這是研究工作的出發點。決不輕信那些并無可靠根據的道聽途說以至別有用心的胡編亂造，那只能把人引入歧途。歷史又是異常復雜的，常常包含許多不同的甚至似乎相反的側面，不能像“盲人摸象”那樣取其一點便得出全盤性的結論。這就需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既有廣闊的宏觀視野，又有必要的細心考證。
第二，進行專題性研究時，眼界要放寬一些，對事物的復雜性要有足夠的估計。《孫子兵法》中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此話幾乎盡人皆知，但真要做到卻很難。“知己”已很不易，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從過好的方面去看；“知彼”則更為不易。在革命史研究中，往往只顧自己這一方面，而對對方（如國民黨）的狀況和想法只有一些粗枝大葉的了解，甚至失真，對雙方在各個階段中力量對比的實際狀況和演變也很少了解。恩格斯曾強調指出：歷史的發展往往是由來自不同方向的合力造成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很難正確還原歷史真相的。在社會主義時期，對黨作出的重大決策，也需要放在對中國社會發展全局的基礎上來考察，要使人看到當時國家客觀環境和面對的問題是什么，解決這些問題的棘手之處在哪里，在黨內和社會上有著哪些不同的主張，甚至還有哪些爭論，實行這些決策又遇到哪些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問題，對這些又是如何應對的。這樣才能看出：正確的決策高明在哪里，錯誤的決策教訓又在哪里。這樣的歷史才是活生生的，使人能從中得益。
第三，歷史是一個發展過程，不斷出現以前沒有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中國原來是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無論革命、建設和改革，都沒有可以現成沿用的辦法。許多實際情況又很難在最初時期就一清二楚。因此，“探索”在黨史中可以說是關鍵詞之一。許多事只能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用心地比較怎樣做才能夠成功，怎樣做就會失敗或遭受挫折，而后從理論上作出新的概括，用以指導下一步的行動，有時還要反復多次才能把事情弄清楚，闖出一條符合客觀實際的新路來。此中甘苦，局外人和愛做“事后諸葛亮”的人往往不容易真切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前進的。這也是成功的重要秘訣。
也許可以說，在這三點中，第一點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后兩點是說應該用辯證的方法來看待問題。當然，并不是說，我自己能做到這幾條，而只是在學習和寫作中，深深感到應該這樣做，可惜自己也沒有能夠很好做到。把這些寫下來，無非是希望得到讀者更多的指教。